客居奧克蘭期間，我喜歡去北區一處小公園遊覽，有時還要約上親友一同前往。其實，若論景色，這座公園與市里其它公園相比沒有什麼特別值得誇耀之處：草坪綠地滿目青翠，只是更開闊一點；帶有扶手的小木橋潔淨簡樸，只是更悠長一點；而橋下的一泓湖水清波蕩漾，只是嬉戲的鷗鳥更多一點；偶然相遇的遊人擦肩而過，只是微笑更甜蜜一點。這些景物在別的公園似也平常慣見，但就是這裡，卻像有一股極大的磁力吸引著我，多次使我駐足流連，引發我的綿綿思緒。

    公園入口內有一個兒童樂園，滑梯、秋千間不時傳出孩子們天真的歡笑。樂園對面一個稍稍隆起的坡上聳立著一座半胸青銅雕像，那雕像加基座高約兩米，立於基座之上的雕像是一位濃發闊臉、天庭飽滿、眼窩深凹、鼻樑挺拔的中老年洋人，底座上用英文和中文鐫刻著這樣幾句話：

     路易•艾黎，1897年生於紐西蘭斯普林菲爾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榮獲軍功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參加組織並發起工業合作社運動（簡稱

工合），並在農村創辦技術教育。1987年在北京逝世。

     路易·艾黎，一個好響亮的名字！多年前就聽說過他是一位國際名人，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細看那基座上鑲嵌的幾幅銅板雕刻畫，那是反映路易•艾黎創建工合組織和建立技工學校時的情景。當我第一次在女兒陪同下來到這裡，她曾經問我：“工合組織是做什麼的？”我想了想說：“抗日戰爭期間，路易•艾黎在敵後發起創辦了工業合作社運動，開展生產自救和供應一部分戰時軍需民用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戰。”女兒指著另一幅畫又問：“那麼這幅畫是他在給學生上課嗎？”我答道：“應該是的，他親手建立了培黎學校，為當時落後貧窮的中國培養了一批技工人才。”我應付著女兒的發問，其實我心裡也沒底，只是朦朧知道一些大概，如果她要細問起來，我還真的回答不上來。

    此後的幾天，我腦海裡時常縈繞著一個困惑：假如某天有kiwi朋友問起我關於路易•艾黎在中國的具體事蹟，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若回答不出，那會多麼尷尬。於是，我用心收集了路易•艾黎的相關資料，還閱讀了二十多萬字的《艾黎自傳》，這部自傳牽引我的思維穿越時空，回溯到百年前那個動盪不安、風煙滾滾的世界。

    一個英俊健壯的紐西蘭小夥子從南島一個鄉間牧場走上人生第一個轉捩點：遠赴歐洲投入了殘酷的世界大戰， 由於作戰勇敢榮獲軍功章，但最終負傷，從死亡線上被救回。戰爭結束了，他返回祖國，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他，開始反思那場戰爭：為什麼打仗，誰發動的戰爭，人生的意義究竟為何？為探尋人生價值，他在荒原野谷、山林牧場拓荒創業、孤寂奮鬥了六七年。當時中國正值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風雲際會，狂飆突進，國共合作聯手建立北伐鐵軍，劍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代理人北方軍閥，攻城掠地，聲勢浩大，吸引了世界各大洲輿論的關注 。路易•艾黎也把探尋的目光投射到久已嚮往的國度——中國。

    1927年路易•艾黎做出了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決擇：到中國去，親眼看看這個迷一樣的遼闊國度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上海，他找到一個維持生計的職業——消防處督察，這個職業使他有機會瞭解開設在擁擠發臭的陋巷裡的工廠車間，接觸最底層工人的勞動和生活。他目睹了上海灘大量童工、包身工和災區來謀生的貧苦農民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悲慘遭遇，出於善良本性和正義感，他對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給予深切同情，思想上產生了質的變化，他決心與他們站在一起，為改變他們的命運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時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當他看到一些被俘的年輕革命者在子彈射擊下腦漿迸裂的慘狀，以及災民靠樹皮野菜充饑度日直到餓死的悲劇，心裡憎惡那些貪得無厭飽食終日作威作福的政客官吏和兵匪，心理天平更加傾向那些立志改變社會的革命者。這一時期，他結識了許多進步人士如宋慶齡、魯迅，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等。抗日戰爭爆發，路易•艾黎決定與中國人民同呼吸共患難，做些實實在在有利於抗戰的事。當時他看到上海的工廠受到日本軍隊的燒毀和搶掠，工業陷入癱瘓，便與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共同策劃了一個利用美英等國的援助在中國非敵佔區開展工業合作社運動，生產民用和軍需物資支援抗戰，為此他毅然辭去上海的工作，到了武漢，爭取到國民黨高層人物宋美齡等的支持，會見過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得到當時在武漢的共產黨人周恩來、博古的熱情幫助。工業合作社協會正式成立後，把武漢的工業撤往西安寶雞一帶。此後，工合總部遷往重慶，這是個官辦虛設機構，真正辦事處在各地非敵佔區，路易•艾黎作為工合的發起人和技術專家，但實際上起到總幹事或總聯絡人的角色，他不僅要與紐約、香港的國際工合機構建立經常性聯繫，還要奔波于陝甘的村鎮，遠涉湘贛閩皖和雲貴川康，致力於遷廠建廠生產銷售。工合含蓋幾十個行業門類，共開辦了近2000個小廠和合作社，吸納了成千上萬從敵佔區逃難的災民，生產的軍需民用物資成為戰時供給的有力補充。他到過延安，會見過中共領袖人物，看到根據地工合組織蓬勃發展，他十分欣慰和鼓舞。抗戰八年，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所有的非敵佔區，沿途什麼交通工具都用過，騎自行車，搭救護車，騎馬，更多的時候是以步當車或搭卡車當“黃魚”。他遭遇過許多兇險：乘坐的卡車上渡船時，突然掉進河裡，他從車窗裡爬出來；卡車發生相撞事故，他從貨物堆裡鑽出來搶救傷患；行車遇到土匪，司機被打死，他身上被搜去僅有的十幾元法幣；騎自行車下坡滑進朽木斷橋，被甩到路溝；不止一次在哨卡被截住搜身，當兵的見他衣衫破舊，懷疑是“白俄”日本間諜，他不得不費盡口舌說明自己身份；最可怕的是孤獨，夜黑星稀，他孑然一身行進在路途中，不知什麼時候突然會遇到災禍，他感到可怕的孤獨，形容自己像唐吉訶德，到處去捅風車。其實他這是自嘲式的幽默，唐吉柯德乃是個志大才疏、思維荒誕、行為乖張、玩浪漫扮瀟灑尋刺激的假騎士，而路易•艾黎卻志向遠大、身體力行、不圖虛名、盡義務幹實事講奉獻的真英雄。兩者豈可同日而語。

    抗戰勝利了，工合這個建於戰時唯一的經濟統戰組織也完成了歷史使命，但路易•艾黎初衷不改，在西北辦起了培黎學校，繼續造就各行業專門技術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他選擇繼續留在中國，為中國人民的和平建設事業以及發展中國與紐西蘭之間的友好關係竭盡全力。

    讀畢他的傳記，我不禁掩卷沉思：一個與中國非親非故的紐西蘭人，為了她的解放事業和走向富強投入了全部熱情和心血，而且矢志不渝恪守當初的選擇。究竟是什麼使他能夠做到這一切呢？在自傳裡他談到最欽佩的三個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愛德格•斯諾時說，他們在中國找到了他們認為值得為之獻身的事業，他們知道，他們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們的才幹。同時意識到，世界需要中國，為了與中國建立真正的友誼，必須對中國問題有更多的瞭解。也許，這也是路易艾•黎本人獻身中國60年的恰當解釋。經常有青年人問他“為什麼要留在中國”，他回答很乾脆：是中國給予他生活的目的，給予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和內容豐富的歲月。為了世間變的更美好，他選擇中國奉獻自己的生命。

    中國有句老話：人跟人是講究緣份的。路易•艾黎自踏上中國土地那一刻，就開始與中國人民結緣，誰知這份情緣竟悠悠綿延了一個甲子的漫長歲月。1987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他的骨灰安葬在甘肅山丹。他一生沒有娶妻，但有一個大家庭，戰爭年代他收養了六個中國孤兒。其實他的兒女絕不僅僅這六人，他在工合組織關心培養過的青年人，山丹培黎學校的眾多孩子，都把他當作“慈父”。在他的老年，經常有兒女或第三代晚輩來看望，他家裡不時會傳出歡聲笑語。

    偶有奧克蘭東區來的華人朋友，我就建議他們來路易•艾黎公園看看，站在這位偉人雕像前，我們就像遇到一位景仰已久的老師，一位稔熟多年的朋友，在這裡，可以傾聽他講述我們自己並不曾經歷的那段中國苦難歷史，默默感受一位紐西蘭人對中國人民那顆博大、真摯而又溫馨的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