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9 日，習近平在北京師範大學看望一線教師，在談話中表示很不贊成將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小學語文課本中去掉，認為這樣做是“去中國化”，並說這樣做是“很悲哀的”。還說“經典詩詞應該嵌在學生的腦子裡，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之前上海市新版的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為了“減負”和“瘦身”，已將過去版本的 8 篇古詩詞全部取消（一說是僅僅文字取消，改為“聽力”）。習近平的講話可能與上海小學語文課本的改編有關。至少習總的思想與上海小學語文教材的編者的思想有較大的出入。

11 日（昨天）又有消息說，北京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精神，將為北京的中小學編寫新的語文教材，新教材將大幅度地增加古詩詞及古文的篇幅。僅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中古詩詞將由原來的 8 篇增加至 22 篇。

筆者十分贊同習近平的思想。應該在中小學的語文教材中大幅度的增加中國古典詩詞、古典散文的內容。他說的要把古代經典“嵌進”學生的腦子裡，說得很形象，很實在，也很正確。以習近平的經歷，他對文學及對語文教學竟有如此的眼光，讓我感到欣慰。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習近平這幾句話說得雖然比較重，但並沒有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顯示出其為人平實、厚道、實事求是的品格。

不過我以為，習近平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在語文教學方面更有發言權的是語言學家、文學家、教育工作者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而這些人更應該根據中國中小學語文教育中現實存在的問題和情況，運用自己的學識，去分析，去研究，並與同行及各方面人士充分討論，之後提出科學的、合理的方案。而不應該唯領導人之言是聽，領導人說了些什麼，自己就去“深刻領會”，然後立刻“貫徹落實”。

中國的語文教育問題很大，這要從清末、民初的新文化運動說起。清朝末年，西方帝國主義的砲艦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甲午戰爭更是敗於一個一直以來都仰慕中華文明的莞爾小國。當年的文人誌士痛心疾首，認識到造成中國落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文化的落後。於是在胡適、魯迅、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等一幫先進知識分子的帶領下，搞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廢除古文，創建白話文的 “ 新文化運動 ” 。白話文的文字與人們日常交談的語言相一致，更利於人們思想和知識的交流與傳播。新文化運動一興起，立刻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的認同，以至於短短幾十年，淺顯的白話文學便橫空出世，以白話文為載體的新文化、新文學崛起，全面地取代了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古文。這期間也產生了一大批燦爛輝煌的文學大家、巨匠：魯迅、沈從文、徐志摩、老舍、曹禺、巴金 ……. 等一大幫優秀的文人像滿天的星斗光輝燦爛，照亮了中國的文壇。這是中國文明史上，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文化奇蹟。

然而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太過火了，忽略了甚至說是割斷了中國幾千年優秀文化的傳承。當年的文學著作，絕不用古詞古句，以至於古文中最常用的虛詞之、乎、者、也、矣、焉、哉等，竟然從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消失了，這實在是一件很讓人惋惜的事情。比較起來，當年梁啟超的文字承接了古文字的傳統，文字文白交織，也更加美麗動人，並且通俗易懂，今天讀起來，也讓人覺得趣味無窮。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如果按著梁啟超的模式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學，那麼今天中國的文學當是另一番景象。

更為糟糕的事情發生在後來。文化和文學淪落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工具。竟然舉起“批儒”，“批判孔老二”的旗幟，肆無忌憚地否定、閹割和改造中華幾千年來優秀的文化傳統。由姚文元、戚本禹等一幫文化酷吏，創制了一種狂妄無比的“大批判文學”，一方面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殘酷地加害屠戮當年社會上正直的文人和知識分子。其間大學也不辦了，工農兵走上講台對知識分子實行所謂“再教育”，如此荒唐又如此乖張狂悖的餿主意也竟然想得出來，也竟然執行得下去，並且肆虐中國十幾年！如此邪惡、偏執和愚昧無知的文化現象，竟然發生在有四千年優秀文化傳承的文明大國，讓人無法理解。世界上的優秀文化因為異族的入侵遭致破壞甚至滅絕，是常有的事。兩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都有過相同的遭遇。而自己民族出來一幫敗類，自己毀掉自己祖輩優秀的文化，這在世界上也堪稱“奇蹟”。

中國的文化事業被殘害、被停滯十餘年數十年，對中國文化事業和中華文明的發展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在那樣貧窮和不安定的環境下，中國依然湧現出那麼多“大師”級的文化、文學名人。而後來直到今天的半個多世紀裡，在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下，在識字率已經大大提高的情況下，而所誕生的“大師”級的文化人物，實在是搬著手指頭也數不出幾個來。以中國人口如此眾多，文化文明的積澱如此之豐厚，文脈傳承如此之源遠流長，卻再也產生不出大師級的人物，在世界文明史上還有比這更荒誕的事情麼？

好在鄧小平復出，甫一上臺便撥亂反正，恢復大學教育，解放全部被關押、被迫害的文化界人士，發展中國的文化事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中國的文化事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用空前繁榮來形容並不為過。只可惜有“量”無“質”，造成在中國誕生不了“大師”的尷尬局面。這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是，鄧公的改革並沒有徹底剷除殘害中國文化事業的“極左”的土壤。以致一有合適的氣候，這些極左的玩意便“春風吹又生”，出來興風作浪，阻礙中國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歷史的重擔壓在中國的新領袖習近平身上。以習近平的出身，他所受到的他父親及其家庭的良好的影響，以及其個人豐富而曲折的經歷，相信他是一個理智和明辨是非的人。更由習近平出場戲一年多以來的種種有效而務實表現，人們把強國夢寄託在他身上，把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寄託在他身上，這一切都不是沒有道理的。相信中國人民的期望不會落空，相信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不但成為製造業大國，也會成為文明和文化事業的大國、強國。

2014 年 9 月 12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