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在大陸有幾種會議是令我頭疼的，一個是「報告會」，作報告的人除却單位頭頭，還有台上見不著人的錄音報告，一九六四年聽過中宣部長陸定一作報告，冗長得像軍區禮堂外的酷暑天氣一樣讓人感到沉悶，還不許作筆記，我實在怀疑聽報告的人當中，會有人對這種枯燥說教与訓詞感興趣而作筆記的。但偷看在座各位臉上那種洗耳恭聽的專注，十幾歲的我生平第一次懂得了甚麼叫作「裝模作樣」。
  那個政治報告足足講了近三小時，我惟一的體會是「真能說」，大陸一些領導張嘴就顯示出他們中氣十足，這令我對中央一級保健醫生在延年益壽方面的絕技從、此深信不疑。

  那年頭要聽中央領導人的報告，是一種造化。

而草民們也要開會，就是每天下班後必須留步参加的「學習會」，一班工友圍坐，讀人民日報社論，學習文件，然後依次發言，如果你不發聲，主持者就會瞪着你，甚至点你的名，敦促你發言。那年頭生活艱難，工友們都著急着跨上破永久牌單車，奔回家去做晚飯，他們年幼的孩子，放學後脖子上挂著门匙，還飢腸轆轆地在街上徘徊。大家的眼睛不斷瞟着牆上的挂鐘，心里都在咒罵這個該死的會議，可車間黨支書偏偏耗時間，似乎有意跟歸心似箭的你過不去。

  文革年代有了動員誓師大會、揭發批判鬥争大會、聲討大會、公審宣判大會、平反大會、憶苦思甜大會、落實政策大會、和追悼會，我都躬逢盛會，有時是提心吊胆担心被人從台下揪上臺去批鬥，有時是心驚胆顫害怕被人從台上拉下臺去槍斃。

那年頭的大小會議，有時一天可以開幾次，端视是你鬥別人，還是別人鬥你。参加文革這些會，拳頭要高舉，口號要狂喊，該流淚時，還得立刻熱淚化為傾盆雨，臺上臺下都是一種表演，而有些人的演技的確精湛非凡。

  改革開放之後，草民參加的會議少了，我也到了海外。本以為從此不必開會，豈料仍然擺脫不了開會的苦惱。斐濟雖蕞尔小島，但大陸領導人來過不少，當地僑胞也就集會盛意拳拳歡迎。一九八五年胡耀邦來訪，僑胞在中華俱樂部歡迎，每位二十斐元。當胡先生快步走入大廳頻頻招手示意時，一位華裔老太趨前撫其衣襟，激動地問﹕「你就是鄧小平吧？」其實那時許多僑胞雖然掏了二十元買票，根本不清楚來者何許人也，不比現今的華人迎賓標語上都表達了與領導人之間的親密度。

  通常這類歡迎會都有僑領致辭，一次歡迎錢其琛外長，我等公推一位斐濟老僑致歡迎辭，他老人家用台山話講了一遍，见錢外長一行雖禮貌地含笑頷首，却根本聽不懂，善解人意的老僑即席聲明﹕「部長先生，請容許我用普通話再說一遍。」只見錢部長如釋重負連連點頭表示同意。於是老僑侃侃而談又重复一遍演講辭，語畢只見錢外長仍是一臉「莫宰羊」，此時身邊一位友人疑惑地低聲對我說﹕「我怎么覺得他只是又說了一遍台山話？！」我連忙緊握他的手，表示深有同感。

  前些年在奧克蘭参加過不少會議，洋人的會議無法完全聽懂，所以理解上有點難處，只能囫圇。華人的會議則完全聽懂也完全理解，可就是覺得內容空泛，言之無物，而且往往與會議主題關係不大。組織者與參加者，將出席嘉賓有誰，視為該次會議的級別高低，而對嘉賓是否能來的關注，遠甚於對會議自身主題与效益的重視。

有些會議除了沒完沒了的嘉賓致辭，還喜歡點台下來賓的名，請其起立認識一下大家，除了尊姓大名，還不可漏掉諸多頭銜，這「長」那「長」，最少可冠三五個。逐一起立，鼓掌，坐下，光是這一部份就大半小時，剩下的就是台上開大會，台下開小會。

  我是個「老天真」，甚麼事都容易犯理想主義化的毛病，搞沙龍就想到巴黎貴婦或林徽茵，寫了點東西，就傾情「以文會友」，幾年前滿心高興去参加甚麼甚麼作家大會，結果是無文亦無友，惟一收獲是在臺灣買了一箱書，回到奧克蘭一讀，果然是好書，奇怪的是寫出這些好書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來開會的。而我却在會場里人模狗樣地坐了大半天，大概這也就是自己沒有寫出好書來的根本原因吧。

  自從開完那次所謂的甚麼甚麼作家大會，我終於明白甚麼是「假汝之名行他事」，一直羞愧得無地自容，立誓回到井底，常思己過，閉門造車。

  現今開會是一種時尚，也是某種定位。甚麼級別的會，你能参加，將成為你身份的象征。G20峰會，你要是去了，那你不是總統就是首相，不過這類峯會畢竟全球只有一個。至於別的會，名堂可以要多大可以有多大，說到與會者，還真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