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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日戰爭

西安事變之後日本看見中國比過去團結，這是日本倭寇最害怕和忌諱的。認為有必要加快發動對中國的戰爭，以擊敗中國於更加牢固的團結統一之前。按此大戰略才製造盧溝橋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後蔣宣布全國一致抗戰：“戰事一起，則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均應抱定為國奮斗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如有中途妥協與喪失尺寸土地者，即為中華民族歷史之罪人。軍人守土有責，雖戰至一兵一槍，亦必與敵抗戰到底。”對於抗日戰爭黃仁宇認為:“蔣以‘忍辱負重’和‘埋頭若干’的辦法，將原始的及不能和衷共濟的因素，結成一個現代型的軍事政治組織，雖然內中有千百種毛病與缺陷，這種組織也能為各國承認。他主持的對日戰事，也就分明的指出以初期的犧牲吸引世界注意，使其他國家無法袖手旁觀，終於拖成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戰事，在這種情況下，最後取得勝利”黃說：“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認，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人，終于有全面武裝衝突。”所以蔣介石成為中國抗擊日寇的領袖是他自己在中國的革命作為而形成的，有國内、國際對他的需要。日寇打中國的目的是要滅我中華，並不是要幫助蔣介石當上中國的領袖。

為與日本一戰，蔣早就苦心思索以弱勝強的策略。在1933年4月12日，蔣介石在南昌一次軍事會議中就提出:“所以我們如果採取一線配備與之一次決戰的抗戰計劃，就是所謂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這种以空間換取時間收拾、拖死強國日本的"持久戰"戰略，毛澤東後來在其"論持久戰"一文所述的原則無非拾其牙慧。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也基本按這樣的方針作戰略指導。

由於中日雙方實力相差太大，國民黨軍隊雖然有許多英勇的表現，但也有許多難看的戰況。但蔣介石、國民黨軍絕非對日寇只會讓步妥協，甚至只有屈膝投降，不敢抵抗。八年抗戰國民黨軍始終是中日戰場的主力，抗擊著正面戰場百萬計日本正規軍，國軍有數以百萬計之將士捐軀，其中將軍就有二百多位。。國民黨與日寇之激烈大戰計有1937年淞滬戰役；1938年台兒莊戰役（此役大敗日寇）；同年武漢保衛戰；以後的幾次長沙戰役以及遠征軍滇緬兩次出擊。特別在抗戰中後期派出最精銳的部隊開赴緬甸與日寇激戰，顯示了在新式裝備下中國青年軍人的極強戰斗力，完全可以在硬仗中擊倒日本精銳對手。在第二次緬甸戰役中全部美式裝備，充滿高昂戰鬥意志和強烈民族意識，年輕又有一定文化的新一軍英雄們在軍長孫立人帶領下對日寇殺出了國威。八莫一戰把淞滬戰役，武漢戰役日寇主力，窮兇極惡的第十八師團餘部和五十六師團餘部，第二師團全部三万餘人基本全殲。新一軍僅在第二次緬甸戰役即共擊斃日軍聯隊長以下官兵33000餘人，擊傷75000餘人，俘虜大尉一下軍官323人，繳獲大炮186門，戰車67台，汽車552輛，攻佔公路1140公里。這是國民黨殲滅日軍最多的部隊，有“天下第一軍”之譽。

中共在八年抗戰又如何？1937年抗戰軍興，9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其四點基本内容是：1）中共認爲三民主義為今日所需，中共願為他的徹底實行而奮鬥；2）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活動；3）取消蘇維埃政府；4）取消紅軍，接受改編，待命抗日。態度相當好，但同年10月份毛澤東向其黨員和部隊發出秘密指令：“中日戰爭給與我黨一個上佳的擴展機會。我們的固定策略應該是：百分之七十作本黨的擴展，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執行此項政策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折衷期；……這是爲了本黨的存在及擴展的煙幕作用。第二個時期是鬥爭時期，……我們應該花兩到三年時間來建樹我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基礎……，等待一個非常的轉變時期，我們應該給與日本侵略者若干讓步。第三時期是反攻時期；……等到我們準備就緒，來全面反攻，從國民黨手中奪得領導權。”在這樣的策略指導下、在抗日之正面戰場，在大會戰中從未見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有過什麼表現。小型戰斗是有的例如：閻錫山阻止日軍攻晉，八次保衛平型關，林彪115師參加了一次，在平型關設伏阻擊板垣師團21旅團一個輜重隊，擊斃千餘日軍煞了日寇銳氣。這算中共在抗日之初唯一比較像樣的表現。彭德懷也搞了個百團大戰，對付的基本是偽軍，但到後來也被共產黨批評為"過早暴露了實力"。連當日親共美國人士也承認，在整個中日戰爭中，中共軍隊從未攻擊過任何一個日軍的重要據點或日軍統治下的火車路綫。

中共軍隊在抗戰中主要以擴大自己地盤爲主。其效果是因中共遊擊擴大地盤而受損的日軍，更以三光政策報復無抵抗力的村民，中共反過來又殺因怕日偽回潮、不敢與他們合作的村民。大多數可憐的村民處在水火之間，在兩個屠夫之中盲目的無路可走。事實上中共無力保護人民，而日軍更不會去保護中國人。抗戰中共地盤擴大了，這個便宜是建立在毫不顧及人民利益基礎上的。日本人在殘酷攻擊中國這頭受重傷的大象，中共又像狼一起對付受傷的大象，可這頭受傷的大象卻倔強的不肯屈服。

按1960年出版的《毛選》中有[勝利后我們對時局的估計和我們的方針]一文顯示，日本投降前的45年8月13日毛就說“……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内鬥爭，我黨目前的情況和一九二七年不同了，在八年中，……得到了大小城市一七五個，組織了一百萬的正規軍，二百二十萬的民兵，在十九個省區内，建立了十九個大塊解放區。我有這擴展的成果，爲了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所以要‘寸權必奪，寸利必得’。‘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共軍開始大肆搶佔城市，篡奪投降權。中共早把“共赴國難宣言”抛之腦後，這就是中共在八年抗戰中的實際情況。究竟誰領導抗戰，誰下山搶桃子不是一目了然了嗎！這種被中共顛倒了的歷史是一定要顛倒過來的，要不怎麽對得起為抗戰犧牲的數以百萬計優秀中華兒女啊！

從1939年1942年上半年，這是中華民族處於瀕臨滅種的最低谷時期。這時帶領中華民族堅持求存的人是蔣介石，不是毛澤東。正是由於苦難的中國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還拖著百萬強悍的日寇，使蘇聯避免了東線可能蒙受日本的攻擊，而不致滅亡於德日夾擊。同時也正是在蔣介石帶領下的國民黨使日本無法抽出更多的兵力去太平洋諸島與美軍作戰，大大減輕了美軍打擊日寇的難度。也正是由於以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為主體的中國軍民以其肉體和鮮血英勇抗擊日本法西斯，對世界所做出的貢獻，從而改變了中華民族在地球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那個時期是中華民族走出谷底的時期，中華民族從那時開始艱難曲折地"見底回升"，被強權們認可，中華民族已經看到了重新成為泱泱大國的那點星亮。今天的中國人基本都會因為中國是聯合國中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而感到一種大國國民的體面。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這是今天以至今後世界大國，強國中少數幾個才可擁有的特權。人們有沒有想一下，如果不是二次大戰中中國的實際表現，羅斯福為什麼要抬舉蔣介石，抬舉中國。過去從未把中國人放在眼里的丘吉爾，肚子里對中國滿腹壞水的斯太林，為什麼也不得不依從羅斯福對中國的抬舉?今天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我們會怎麼樣？我們只好去和印度日本一樣，從現在開始與十多個國家去“爭常”吧！而且此“常”與彼“常”也有很大差別啊!所以如果我們對蔣介石，國民黨在過去如此艱難情況下，為國家民族所做的好事不作出正面的評價。反而一邊當著常任理事國，一邊奚落蔣介石，完全否定他的貢獻，無休止的謾駡他。這樣不但有失厚道而且是否太無恥了點，這必將受歷史的否定甚至報應。

黃仁宇先生說:“中國八年抗戰,是人類史上少有的大事，也是中國自鴉片之役以來唯一以勝利結束的對外戰爭……即對方日本，也從未經過類此的事跡。”；“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里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以上摘自【重歸中華】第224至228頁。（林慧曾著；明鏡出版社2010年版，該文則寫於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