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灭绝人性的残酷。本文只能简单涉及几个文革屠杀大事件。 

广西屠杀：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

1967年秋冬，广西各地武斗最终发展成惨烈的屠杀。在广西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胜利了的“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开始成批屠杀对立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群众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这个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如今已经相当有名。人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录之类，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见宋永毅主编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当年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令人发指，不忍卒读。

灭绝人性的杀人手段五花八门。成批屠杀包括成批枪杀、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戳死、成批掷下矿井山洞、成批溺死。逐个折磨手段有：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杀父奸女。还有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强奸轮奸被害人妻女而且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等等。广西大地，当年可谓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处遗”材料证实，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居然在广西很多地方均有发生，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十九县和柳州市，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

“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75人都是四二二成员和支持他们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而参与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21人。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2万5千党员被开除党籍。 

无法无天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湖南道县文革杀人事件 

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是最为著名的一本。谭合成是报告文学作家、原《芙蓉》杂志编辑，他利用职务之便，得以接触到有关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在1986年完成书的初稿；此后，谭合成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了50万字的最终稿。

《血的神话》记载，那段时期，因为太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汇入双牌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水库大量鱼类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

道县杀人的方式同样匪夷所思，有十多种之多：如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标等），沉水，炸死（俗称“坐土飞机”或“天女散花”），丢岩洞（包括废弃的矿井），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弃的红薯窑里，故又称“下窑”），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绳勒（含勒死和吊死），火烧（含熏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杀人方法说明：杀人者并不是简单满足于把人处死，而是变换花样，发挥想象力，享受施暴的快感和乐趣。例如有一例是，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12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道县大屠杀多是通过当年各地农村纷纷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实施的。杀人有随意性和广泛性，并不只杀“四类分子”，也杀贫农和党员干部，不仅杀“旧社会”过来的成年人，而且杀刚刚出生的婴儿。更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杀人的公开性、展示性（通常要在处决前召开万人现场大会）；第二，杀人的组织性和自上而下的特点，如党政领导组织大会动员，干部带头、层层部署，等等。

据谭著披露的内部文件，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制造者里，国家干部41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换句话说，道县党员干部的一半左右是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至少是他们的从犯。 

北京“红八月”：灭绝人性的“要武” 

文革中，全中国农村存在着普遍的杀人尤其是集体屠杀现象，但恐怖的文革屠杀却是起源于城市，而且是全国首都北京，而且早在1966年8月底9月初。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宋彬彬因而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也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8.18”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他们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破四旧”为名，掀起恐怖的“红八月”打人杀人抄家运动。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列出，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北京这些最早在毛泽东感召下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全部是“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特别是以党政军高干子弟为主体，被史家称之为“权贵红卫兵”。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以北京为榜样，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一个主要力量。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 

泯灭人性，释放兽性：文革最大的罪恶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副主席的叶剑英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1984年5月，中共当局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这组数据与叶剑英披露的数据有所差距，虽然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不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劫难。泯灭人性，释放兽性，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

照片说明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封面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封面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