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亲友故去，留在世上的人才忙着写纪念文章。对于刘和平，我不想这样，那张面对永别依然是淡定安详的脸，间隔着不停地喘气与咳嗽却数落着病魔的不是，似乎那是在谈论邻家的三长两短。从此刻始，我就决定这篇文章一定要给她看。

是人总归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无人例外（包括我）只不过早晚而已。不妨在进入那扇门之前放宽心绪前后看看别忘了什么。

带一点我的回忆吧

我见到的刘和平肯定不是完整的，象铁路边的一线风景，时光列车飞速奔驰，而你看见的风景不时地被树林和土坡遮挡。不管怎样，那仍是我眼中的刘和平。 

美院附中时的刘和平瘦弱单薄，属弱不禁风的女孩，细细的胳膊似乎一掰就折。我甚至怀疑她不到豆蔻之年。高中时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搁到现在恐怕白马王子、梦中情人满天飞。可惜那个年代是红旗满天飞，“革命”两个字涂得你遍身通红。谈情说爱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是要压在心中最底层的。这样的顾忌表现在生活中，就是男女授受有别。我们班女生不算少，但她们似乎近在身边，却如同雾中之花。留在我记忆中仅仅是中景以外的片段。刘和平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聪明女孩，略带一些嘴不饶人。袁军功课不错，但头脑简单。杨惠君、徐中益的优秀是靠拿两个馒头就出校门画一天拼出来的。而刘和平我没见她那么刻苦，成绩却是一直领先，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了这个资本，难免说话不客气，引得一些同学侧目。我的功课一般般，少了这个优势，在与她接触中多少有些小心------可别惹恼了她，后果是不堪设想嘀。我们和平共处的四年中她对我的评价也是不客气：“穆迅就是个大男孩，只知道玩，不刻苦。” 

这话在前几天专程探望她时谈及，她听了不禁呵呵笑起来，喘口气说：“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用功，还说别人？”

四年的附中生活虽然很苦，但对我来说却是我人生中最阳光灿烂的一段。快乐的心情也连及同学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个个都是善良的，美丽的。

刘和平的那条时光列车外的风景线也是美丽的，只不过多隔了一条河。一条男女有别的河。

毕业了 ，她远去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读书。而我留在北京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两河一江之隔，从此我们没了联系。直到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我有幸“长征”到了杭州，在浙美遇见了刘和平。她仍然学生样，开朗，不世故，讲起他们下乡体验生活，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南方如厕男女共用的大粪缸。但她在讲述此囧事时语调含有隐隐的满足感，我猜想她的收获恐怕远大于对粪缸的恐怖。果然，她拿出下乡时的速写作品，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学生的作业，分明是一个成熟画家的作品！舟山群岛的渔船在她的笔下生气勃勃，繁而不乱，一条条桅杆上的绳索线条显示她在驾驭画面的果敢能力与信心。我们班未来的画家就是她了。

结束学生生涯，我被分配到了上海京剧革命样板戏“海港”剧组，当时这可是皇家级别的单位。而刘和平据说去了山东济南军区。一次“海港”剧组在北京排戏，正逢全国各大军区文工团汇演，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演出，中间休息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幕边问：你们有个叫刘和平的来了吗？不想那人立马爽快地回答：我去叫她。不一会儿一身绿军装的刘和平出现在我的面前。没有老同学久未谋面的惊喜，也没有女孩子特有的热情，她只是淡淡地说：“你怎么来了？”我避开她的话头，反问：“你怎么和我同行了？”她笑了笑：“这年头不搞这个搞啥？”“搞绘景？”我问。她不出声，点点头。我沉默了，心想这可不是女孩子干的活。幕间休息的时间很短，我们只匆匆地交谈几句便又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

在前几天的探望中我又提起那次闪遇。她擦了擦脸上的汗，说：“济南军区来浙美要人时，老师就推荐了我。军区的人一听说我是女的，立刻表示不要。老师说，我知道女生不适合搞舞美，但对于她我保证你们不会失望的。”

我望着她那苍白的脸，想象着那时的刘和平，瘦弱娇小的身材拖着扫把般的画刷子在巨大空旷的绘景室里东戳戳西抹抹，斑驳的色彩点块像打翻了似地溅撒在地面、墙壁还有她的全身。汗珠也许像今天这样流淌着……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一个不服输的女孩。几年后她能上调到总政歌舞团我想没有两把刷子的本事恐怕人家也不会要的。一个未来的艺术家蜕变为舞台美术的行家里手，只有我知道这里面的风雨春秋。

再和刘和平相聚，大家都已是鬓发霜白的甲子老人了。她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眼就认出。这次聚会缘由我从新西兰回来，见一趟不容易，便由她出头联系老同学们相见。她有车，这把年纪了还敢学开，办事又热情麻利，同学聚会的事就只靠她了。

以后我每年回来都是刘和平张罗着同学聚会。据说她的经济条件不错，在同学中数佼佼者，我猜想这也许是她主动挑梁的原因之一吧。

近一两年，同学聚会忽然不见了她。问起来，一位同学忧心忡忡地说刘和平得了绝症正在化疗。我的心一沉，老天爷，怎么会呢？难道我们已经听到人生交响乐的尾声？难道同学们就要如此告别分手？我回家给刘和平打了几次电话，那边永远是长长的铃声，机械地、单调地重复。她住在医院？还是不愿见人？我无从知道。

今年从新西兰回来，和同学通电话问起刘和平的身体状况，同学低沉地说，她早就搬了家，据说化疗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她也放弃了治疗，大概已是晚期了吧。我哎呦一声，握着话筒说不出话来。那一边同学仍旧絮絮叨叨说着刘和平抵抗癌症的细节。我这边心里却犹豫着该不该去看看她？她愿意吗？她吃得消吗……

电话里的刘和平声调爽快，她边喘着边笑呵呵地说，来吧，我告诉你怎么走。

她是下楼来到马路边迎候我们的，怕我找不到正确的大门。妻子与她早已相识，两人寒暄着刘和平顺便指挥我如何将车子开到她家的楼下。我们的见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开始了，就像往年一样，没有伤痛，没有悲情，一丝最后诀别的氛围也没有。

她的家干净、亮白。衬在她的脸上，以往略显黝黑的肤色苍白了许多，但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消瘦。刚坐定，寒暄了几句，刘和平就单刀直入，声讨、揭发缠绕了她几年的病魔来：“其实我的手术非常成功。医生说有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听哪个？我说当然是好消息啦。他说好消息是手术后化验结果非常干净，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甚至在淋巴结里也没有。我说坏消息呢？他说，你的癌细胞经化验是属于三级。我当时还以为，哦，大概是中级水平吧。没想到医生说，不是，癌细胞就分三级，你的属于最坏的，它永远杀不死，它会死灰复燃。你说我倒霉不倒霉？”

 “所以我不想再治疗啦。”她轻轻松松地说。然后很快地转了话题——也许她不愿就此事浪费时间，她更感兴趣的是别的：“你的画展怎样？真想去看看。”说着又大口气地喘起来。“没关系。”她安慰我：“我就这样，不影响我说话。”我简单地介绍了画展的情况，说我不知道你的家离我家这么近，否则我可以接你去看画展。她说因为儿子住在附近，我生了病才搬到这里。原来这里是咱们同学的“仓库”，谁家暂时不用的家具都放在这儿。我还有空房，如果画展结束，你的画没地方存放可先留在我家里。就是———她尴尬地咧咧嘴，刹住了话头。

“你知道。”她又换了个话题：“在总政歌舞团就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汇演就是下部队，还有首长审查全是急任务，搞舞美的就得通宵干。有时累的躺下来真以为自己死了呢。唉，哪有时间画画呀。”她绕了个圈子把题点到这儿。

我认同，午美工作者和画家没有贵贱之分。但我却更希望刘和平是个画家，她的才能更适合画画。也许这是她的终身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我发现她开始不停地用纸巾擦汗，汗珠一滴一滴连续流淌。我有些过意不去，想尽早结束此次拜访。不料她却执意留我们吃饭：“楼下的餐厅不错，同学来都在那儿吃。”她强迫我们下楼用了餐才心满意足地道别。

“希望明年我们再见。”我们鼓励她。而她摇摇头：“不可能啦。”语调还是那么平静。

我在上海文章还没写完，就接到刘和平去世的噩耗。我一时懵了头，背脊猛地靠到沙发座背，仰头看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苍天有眼，怎么如此无情！莫非你也思贤若渴？不管不顾地催她上路？上个星期我们刚刚相见，谈笑风生。怎么这才几天人就没了？

让她生前读到这篇文章的愿望算是落空了。为此一想起来总是惆怅好多阵子。不过，反过来说人生总不如意，也没有完美的事物。被人羡慕的成功者早早离去，却剩下我们这些庸碌者无聊地观赏着他们看不到的世界，确实有点儿无奈。作为补偿，我还是坚持写完这篇文章。俗语说：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只不过我喜欢杯酒交欢，等散席时候不带着遗憾就好。

                             2016/1/27 定稿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