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摆”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永远讲不完，也难以讲清楚。但简而化之，讨论这个题目有些中国成语似乎可以使用，例如：“欲速则不达”与“物极必反”。英语谚语Haste makes waste和 Extremes meet也有类似意思。

关于中国古代史，据历史大师说，只要懂得儒家Confucianism、道家Taoism、法家Legalism，就会了解了。儒、道、法这三家，就像一个pendulum（钟摆）一样，让中国历史就这样摆来摆去。战国时期很乱，法家统一天下，激进刚烈，到汉朝要休养生息。休养生息主要靠儒家。儒家温和，但时间长了后会滋生懒惰和腐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敌入侵了，竹林七贤就跑到森林里，信仰起道教来。后来隋文帝很快以法家治国，强大起来。唐朝的时候又大致回到儒家及道家的路上。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亦是如此，一松一紧，一时一样。甚至非常不幸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留下一句名言：一时左一时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所以，中国并非古怪，有时候宽松，有时候收紧，很正常的，这是不断循环的历史进程。

再放眼西方，在历史上，存在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理性-非理性之间的摆动。在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揭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由维多利亚时期的放任自由，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高举“看得见的手”。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强调市场自由，让“看不见的手”自主运行。在这两只手轮流主导的背后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摆动。强调公平，政府出面干预；侧重效率，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这样的摆动还涉及到社会与资本双方的利益关系，要求公平，侧重社会民生；效率至上，则资本获利更多。与之相关，强调市场因素，排除政府干预，于是小政府；而政府干预，则通往大政府。

为什么会有“钟摆”？许多学者专家都说了，从客观的角度看，在于钟摆所涉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粗略地看，事物都可以认为由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组成，譬如“阴阳”，在“太阳”和“太阴”之间形成某种谱系。这两个方面在第三方即语境的影响下，在谱系的两端之间摆动。这正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许多人不是提倡“中庸”吗？但谈何容易？要是真的不偏不倚，事物实际上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从主观层面看，大致有三个因素。一是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洞察一切。在“一方面”占优甚至压倒性优势之时，强光之下，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处于绝对的黑暗之中。然而，实际上，那“另一方面”正在黑暗中酝酿，壮大。另外，一旦发现问题而着手纠正了，实践的效果却往往滞后，奏效有待时日，系统还是因惯性而继续偏离平衡点。还有，在回摆之时，在喜新厌旧和逆反心理左右之下，往往矫枉过正，所谓“不过正不能矫枉”。

钟摆还有层次。专家告诉我们，在自然界，最低层次的钟摆或许是基本粒子的热运动，随机涨落。在人类社会，人心始终处于两难的纠结之中：公与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物质与精神，“难得糊涂”与清醒……所谓“心静如水”，自我安慰罢了。逐级往上，钟摆越来越大。小的钟摆汇成大的钟摆，遂有“蝴蝶效应”，大的钟摆包含、制约、影响小的钟摆。前者是“自组织”，后者是“他组织”。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又有钟摆。在万物之上，还有宇宙的钟摆，膨胀与收缩。

然而，在钟摆的背后，历史并没有在原地踏步。专家提醒我们注意，有两个穿越时空和所有壁垒的主线：科技与人性。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到蒸汽机、热机和电机，到IT和生物技术，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历史的每一次钟摆较之以往都有所不同。人性同样。即使“退一步”，也酝酿着而后的“进两步”。正是在科技与人性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历史一次次的震荡得以摆脱惯性回归力而逐步远离平衡点，在新的状态下稳定下来。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主线往往滞后于科技的主线，这或许就是“文化滞后论”。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的竞技场上，当国家、民族等各种群体左顾右盼冲突不已摇摆不定之时，科技却一往无前。比尔.盖茨有言道，技术是从来不会等待人们准备好之后才发明出来，人类只是随后跟上。这又是一个钟摆。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人类是否还跟得上？人类文明的未来在哪里？未来的文明是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如何延续？专家真是很耸人听闻却又如实地警告说：“奇点人”正在敲门。

这样慢慢说起来，“历史的钟摆”其实非常复杂。在历史的时空中间，存在大大小小无数的“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人性的；“摆”也是各种各样，大幅度小幅度，或强或弱，而且互相纠结，有的互冲，有的互推，有的正面，有的侧面……不过，这都说得太远了，甚至已经超乎我们凡人的认知能力了。

让我们现实一点。就只是集中看看当今全世界特别中国极其关注的所谓“川普现象”及其与“历史的钟摆”的因果吧。

美国时间2016年11月8日，亿万富翁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赢了！全世界许多人，包括全部美国“白左”精英，甚至包括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建制派”人士，都大跌眼镜，都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的商人居然会成为领导世界的美国的总统。许多人对这个所谓“川普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是难以接受。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钟摆”。

人们探讨“川普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背景，把时光拨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全美上下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该运动系统性地冲击了美国此前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传统，並确立一整套新规范——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则。很快，它所衍生出的规范与禁忌超越了女权运动的范畴，延伸到构成美国政治正确原则主体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及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它们虽非法律，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不成文法则。每个人，尤其是政客、名流，都在其凝视之下对一切言行进行自我审查。这些原则在一定历史背景下顺势而出，是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意义。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事实证明，“政治正确”很像中国传统上的“以德治国”，即搞一套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之上。长此以往，这种走向极端和偏执的特定原则及其衍生出的庞大禁忌系统，明显侵害公民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损害、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自我反思和改革的能力，对整个国家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钟摆”到了这个极限，川普适时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竞选口号，大胆突破“政治正确”的禁锢，坦率地表达了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心声，结果就这样开辟了历史新的一页。

美国政治这个“钟摆”，不能不又强烈地影响了美中关系的“钟摆”。

川普一当选，许多中国智囊包括受其影响的领导人心中窃喜，视之为中国崛起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战略机遇”——商人川普，这个中国官媒所调侃的“弄假成真的民粹主义偶像”，可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上因而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位智囊以难掩的喜悦心情这样“赞扬”川普：

“其实，弄明白美国的状况也许就不难理解川普现象了。美国的现状就是实力大减，快要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了，到了需要改变美国的对外关系了。但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建制派并没有看清这个现实，而局外人川普却看清了，他的主张符合了美国的现实所以当选了。”（朱志宏，《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与中国的挑战和机遇》，《战略观察家》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6月23日转发。）

中国智囊对其认为的川普“不得不走上”的战略收缩的“新孤立主义”之路作出逐条分析：其一，政治上，不再推销美国的价值观，不再追求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一切从美国利益出发，抛弃政治正确，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其二，经济上，尽力恢复美国制造业，提升美国经济；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多边协议，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以与其它国家展开一对一的谈判策略，各个击破争取美国的最大利益。其三，军事上，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但不过多消耗美国的财力。只对对手施以高压，但不轻易卷入消耗大的军事行动中。其四，策略上，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尔反尔，甚至不惜不择手段地消耗对手实力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带有川普个人的特色。美国可能得到了很多实惠，但国际信誉和领导力下降。

中国智囊自然最感兴趣的是，在这种“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战略指导下，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什么举措？他们的推测是：川普会顶住各种压力，不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即便开打，也会想方设法将之停止，因为中国有制约美国的杀手锏，这就是十四亿人口的大市场。美国一旦丢掉这个大市场，将加速衰落。

中国智囊还从大历史角度作了“深度”分析。回顾历史，美国曾经面临了三个对手，分别是德国、日本、苏联。这三个对手都是在制造业没有到达美国的70%的时候，被美国整趴下的。如果美国在2001年或2003年能够避免其中一场战争，集中力量全面打压中国，把中国整趴下的可能性非常大。那时美国不仅国力强盛，而且威望很高，可以说在国际上一呼百应；而中国却是制造业还没有起来，军事工业很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为什么美国没有及时把中国整趴下呢？关键是美国战略上做出了误判。翻开美国于上个世纪末制定的全球战略，在中国一栏的结语中赫然写道：中国并非全球性国家，而是地区性国家。这真是上天眷顾——中国趁机崛起了。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超过了美国。这样，美国错过了的时机便永远错过了；而中国，现在更可以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缩，扩大其影响力，在全球逐步取得压倒美国的优势。（见朱志宏，同上。）

然而，现在看来，是轮到中国智囊及其领导者作出过于乐观且非常危险的战略误判了。今年最近几个月以来，川普政府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并让战火越演越烈。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态势，让中国许多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而这个“出乎意料”其实就是出乎一开始的对川普当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完全南辕北辙的误判。在一些有所感触并自行反省的中国精英中，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算是其中一个。今年5月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年会（2018年）上，他在发言中对中美关系的剧变做了这样相当令人震撼也令人深思的归纳：

李行长说，他们从美国有关人士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四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是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他从头到尾仔细看过英文原版。它是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华态度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认为中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认为中国所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指责中国试图建立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

第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过去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回到过去的模式上去了；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情绪，逐渐失去了耐心的态度；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因为中国的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WTO的原则，他们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这说明美国国会和川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创建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这是个难题。

这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指出：

“我们现在有不少报纸、新闻评论、专家学者都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完全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议。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还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美国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美国渐行渐远，无法再容忍了；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现在做的一切是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如此看来，现今整个局势，绝非单个“川普现象”可以解释之。一些专家就这样认为：与其说“川普现象”不如说“习近平现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是两者猛烈相撞而为。中国有些智囊又期望下次美国大选川普下台。然而，即使川普真的被下台，整个态势会扭转吗？看来又是一个误判。

的确，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专家们还认为，今年11月习近平、川普预计将会两次在全球峰会上见面，如果届时双方未能达成某种协议，未来数年甚至会更糟。已经被美中两国学者讨论了无数次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现在贸易战的硝烟中，已经清晰可见。如果修昔底德本人在观战，他可能发现，双方都在按照各自剧本加速推进，而引发的碰撞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可见的未来，“历史的钟摆”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是一个天大的问号。

（201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