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开放改革四十年，有两个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绝对不应该遭到抹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对胡、赵相当信任和倚重。邓、胡、赵三人，曾被外界视为“中国改革黄金组合”。1984年，邓小平与访华的中曾根康宏会谈中，谈到中共领导层情况，就说过：“现在，天塌下来也有这两人顶住。”

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推上担任党的主席，这是邓小平提议的，据说胡曾在会上会下坚辞不就，共达十次之多。在登上大位之前，胡耀邦最为人称道的是在那几年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为了。当时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并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基本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所有冤假错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贱民群体背了三十年的耻辱桎拷。他这个贡献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国林肯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一步步推进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他毅然决然破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场此后被反复追忆、赞誉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全面铺开。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交锋三十年》一书中评论道：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胡耀邦的确功勋至伟。后来，在他和赵紫阳共事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社会最为松绑的年代。当时，巴金在《真话集》欣喜地这样描述：“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赵紫阳于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后出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他是直接参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人物，经济改革的具体策略及部署，几乎全权负责。正如他自己说：“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的确，当他们合作亲密的时候，国家蒸蒸日上。邓小平1992年春节南巡时，赵紫阳下台已近三年，但在他的党内版讲话中，也盛赞赵氏对经济改革的巨大功劳，指他将改革“提高了一个阶梯”，并且暗斥当时的执政者江泽民及李鹏的无能。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回忆说，邓小平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胡耀邦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赵紫阳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虽然只是选取了一个侧面，但在当时看，非常形象。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呢？以赵紫阳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领导人中思想解放很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说他的意思就是，赵紫阳的解放思想，在八十年代，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所谓赵紫阳晚年思想，是指1989年他下台之后，在长达近十六年的软禁环境中的思考结晶。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在经过长期认真思考后，他对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他认为，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改革。他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

非常不幸，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均是悲剧人物。他们都是在邓小平力荐之下当上中共最高领导的，也都因邓而双双先后被赶下台。

胡耀邦的所谓“错误”，是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解决官员终身制问题上，胡耀邦持激进看法，更得罪了陈云、王震等中共元老，并引起邓小平的戒心。1987年初，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举行了针对胡耀邦的批斗大会。持续七天的批斗会上，众多退休元老和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轮流批判胡耀邦，并要胡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其暴烈无情，让与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指着薄一波那些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吗？”说着说着，习仲勋激动起来，拍案而起：“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可是，最终，因有邓小平拍板，还是未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仪式，胡耀邦黯然结束了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生涯，两年后，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人间。

胡耀邦的逝世，却成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导火线，而“六四事件”又导致了赵紫阳的倒台。

当年，正值北京以及全国各地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5月16日晚，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说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当天早些时候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接着很自然地就讲到邓在党内地位以及中共的决定。赵紫阳的原话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不料这句话使邓小平及其家人非常恼怒，认为赵紫阳有意在风起云涌的学运面前把邓抛出来。赵紫阳后来被革职的罪名居然是“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赵理所当然不接受这个罪名，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失势后拒不检讨认错第一人。他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这场民主运动问题，视危机为契机，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邓小平决意开枪镇压，造成让全球震惊的“六四惨案”，而这个历史转节点又导致权贵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确立和得势。

赵紫阳被软禁了近十六年，这是中国司法的一个耻辱。2005年1月17日清晨7点1分，他病逝于北京医院，终于带着他的冤辱走了……当天，中国官方新华社只发布五十四个字简短报导，所有的电视新闻只字未提。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六四事件”息息相关，而今年纪念中国开放改革四十年的大事记中，“六四事件”被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定性：“反革命暴乱”，看来赵紫阳结束其“政治流放”的命运是遥遥无期了。

当年，不是说天塌下来也有这两人顶住吗？但是邓小平要天塌下来，他们两人就落得自身难保的下场了。而且，三十年过去，他们居然就历史虚无主义地被完全删除掉，好像中国开放改革中完全不存在这两个人。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悲剧人物身上，不能不让人看到中国专制人治的罪恶。

（201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