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地缘政治事件，应该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了。自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双边关系逐渐缓和，终于到了1979年1月1日，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正如国际分析家普遍认为，正是应对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才使得这两个原来的敌人走到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雄心勃勃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以冷战应对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冷战之外，竟然冒出中苏关于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1969年，这场极之无聊的意识形态之争发展成边界冲突，中苏交恶直接推向高潮。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四面被听命于“苏修”的敌视国家包围。在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眼中，前盟主苏联已成头号敌人。于是，他想到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变动。对毛及他的党徒来说，这真不失为一个上好的甚至是必须的权宜之计。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进一步提出开放改革国策。所谓“开放”，主要就是向美国开放。他有一个结论：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1979年1月29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邓小平便率团访美，回国后，旋即便发动了中越战争。他这个“壮举”，对内是在全军全党树立权威；对外则是向美国提交投名状。

此后，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黄金时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及其妻子竟然可以把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和中国党政官员请到大使馆，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讨论各种问题，甚至辩论政治改革。这种情景，在今天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1989年6月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美中关系曾一度急转直下。但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总统意识到稳住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在事件不久后便派人秘密访问北京，与邓小平见面。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两年后，他的政策有所修改，1994年5月26日，宣布延长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决定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此后，美中关系以经贸合作为“压舱石”的局面逐渐形成，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升温。最终，克林顿政府与中国于1999年11月15日在北京达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2001年12月11日，中国在小布什执政的第一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当时，美国朝野几乎有一个共识：中国入世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助于在全球秩序下控制中国经济。如果中国在世贸组织之外，便可以扰乱全球经济。第二，经济能够影响政治。如果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就有可能自由化、民主化。而世界上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中国入世后，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又成功地绕过入世时的大部分承诺，经济突飞猛进，高速发展。而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成了中国一个机遇。为了将其冲击最小化，中国出台了规模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措施，中国经济不降反而增长还加快了。这样一来，中国内部的“自信”情绪蔓延，不仅在领导层，也在知识精英中间，许多人认为，对照中国的崛起，美国终于垮掉了。

2013年9、10月间，习近平全面接掌中国党政军大权后仅几个月，作为他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实践，提出了他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大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力度。习近平当政后这几年，让美国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大调头”。他修改了邓小平主导的1982宪法。他重申，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党的权力即是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他满怀他归纳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中共大肆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具有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特点。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所有这些，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

许多美国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过去几十年对中国非常友好，总从理解的角度看问题，但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他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的、更加多元化的中国；当然，中国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根据皮尤全球民调的数据，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在2012年从正面转为负面。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美中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日感焦虑。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要美国“再次强大”的特朗普横空出世。他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有一个承诺，他要让就业回到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事实上，他多年以前就一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在特朗普和他的一些核心幕僚看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大投行的贪婪是导致美国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面临经济困境的主因。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战争其实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现在美国才是第一次认真去应对。

美国不少“知华派”精英现在认为，美中两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的特色，是共同的希望大于共同的担忧。现在开始，则是相反的。现在双方都觉得对方是有阴谋的，有意图的，不能信任的，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许多人都担忧，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发生危机的时候（而这是或迟或早会发生的，在各种各样可能发生危机的领域），那个时候中美两国会怎么处理，怎么管理危机？下一个危机，会不会变成像珍珠港事件或者像911事件？十分值得关注的是，3月25日，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对华“超鹰”机构，称为“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hina）。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委员会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二战之后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应对与苏联的冷战；第三次则是2000年针对来自伊斯兰世界输出的恐怖主义。而这一回，很“荣幸”地，轮到了中国 (to take aim at China, which it called “an aggressive totalitarian foe”)。

新的冷战真的开始了吗？“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能否避免？何去何从，四十年变化莫测的美中关系又走到了一个未知的十字路口。

（2019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