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不久,我便得了疑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每天醒来,打开手机见微信尚在,顿觉幸运;再看公众号,文章若没被删,更心存感恩。
疫情爆发后,被删帖、封号成了家常便饭。
疫情前,本人堪称史上最懒自媒体作者,公众号一两个月才更一篇,写的多是风花雪月。
大疫来临,面对这旷古未有的惊天大事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用文字记下疫期的真实片段,也想在这迷茫、不安的时刻,给有缘读到我文字的人一些慰藉和启迪。
真话是抗疫的良药。一篇篇呼唤真话的文字在笔端流淌,就像山涧清泉淙淙流向远方。
然而,这些文章多因举报而被删。
我并不责怪负责删帖的小哥哥小姐姐,这是他们的工作,在其位,谋其职,否则就是失职。他们中不乏有良知者。
我想说道的是举报者。
夫妻情谊、师兄弟情,都因举报而坍塌。——《霸王别姬》
我大体知道举报者是哪些人,因我的文章每每在群里被他们攻击后被封。
他们有共同点:体制内既得利益者,或者是靠体制内人脉谋取好处的人;他们缺乏公共讨论能力,对他人异见无法理性、平等地交流和探讨,动辄就人身攻击。
举报违纪、违法行为是应该的,但是,举报讲真话的文章算哪门子正义?
举报真话,无非是他们认为真话对他们的特权不利。
互联网时代,举报方式便捷。一个普通人凭借个人喜好,对看不顺眼的言论和人,只要轻按举报键,轻易就能达到借权力之手打击异己的目的。
滥用举报,分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其发展,将人人自危。
《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刊文:
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绝不会以告密为自己争取利益。——《闻香识女人》
阿尔•帕西诺在《闻香识女人》中告诉我们:
告密者看似能收获更平坦的前程,他的灵魂却会是残缺的。被阉割的灵魂不会重新长出义肢,举报者终将付出代价。
我也并不想责怪举报我文章的人,我失去的仅仅是几篇文字,他们失去的是良知。
失去良知的心智不再健全。
我对举报者同病相怜,因为他们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他们在谎言中长大,拒绝了解真相,仇视说真话的人。
他们只知维护自己的小特权,却忽视更多的权益被侵犯,并憎恨间接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人。
他们是受害者,却自以为是受益者。
每个举报者,都想让举报机制只为自己服务。但它一旦开始转动,就无人可以幸免。——《蓝色茉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是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和辨别力,他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往往是权力不平等的环境。处于高压管控之下,他便有可能出现病态的心理变化和行为,进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近日,女作家方方因日记而成为“全民公敌”,几位支持她言论的女教授也被举报,并被追查。
这不仅令人担心:这是文革之风死灰复燃的节奏吗?文革年代,人们在举报与猜忌中受尽了苦难,现在的恶意举报者像是那个年代的沉渣泛起。
和举报我文章的人一样,举报她们的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判断一个人是否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一个指标就可以了:他怎么评价方方日记。
对日记的看法,基本可以检验一个人的认知、价值观等。
医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良药,是真话和真相。
患了此病并不可怕,只要努力追寻真相,独立思考,康复的希望很大。
怎么辨别真话?需具备一定的分辨能力,要用科学的思维剔除个人感情、利益的因素,去伪存真。
在讲真话需要付出勇气和代价的社会,敢于讲真话的人弥足珍贵,应得到全社会有识之士的善待。
自媒体平台应给予讲真话的作者更多言论空间,作者们也应遵守平台相关规范,共同打造良好的运营环境。
1971年,美国有位小哥因上衣印有对政府征兵爆粗口的文字,被判犯有扰乱治安罪。后来这项定罪被推翻。
大法官哈伦在判词中说:
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