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早上,二爹爹放排在外。我爷爷起床后,听到有小孩啼哭,走过去一看,屋外草垛边有个棉袄裹着的小男孩,脸蛋涨得通红。那天我奶奶回了娘家,家里就爷爷一个男人。他把孩子抱回屋里,孩子一直在哭,弄得他手足无措。
邻居们听说有人送了孩子过来,一传十十传百的,都围过来观看。村北头有一户马姓人家,儿子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怀不上,正好想收养一个孩子,民间叫“押子”。他们请求把孩子抱回去,爷爷看他们真心实意的,就应允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家里人陆续从村里人的闲谈中知道,这孩子其实是二爹爹的亲骨肉。据说兰英嫁过去不久就生下了孩子,那户人家知道不是他们的骨肉,断断不肯留在家里,于是趁着夜里偷偷把孩子送到了我家草垛边。
有意思的是,马姓人家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接二连三生了好几个儿女。这个男孩长大后,养父母家跟二爹爹也有了来往,逢年过节会来看望二爹爹,二爹爹的儿子都会给他买酒和吃的穿的用的。
阿弥陀佛。
1948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就已经解放了,变成了新四军的控制区。随着土改,土地都被国家分给了农民。由于二爹爹做工的木行后来解散了,他不善于种地,所以又换了一样辛苦的劳生,用尽了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人力车,接送客人。后来条件好了一些,就换了一辆三轮车,并且加入了曲塘运输工会,自从换了三轮车以后,他就在这个行当做了一辈子。这个营生既不是农民,也算不上真正的工人,虽然出的是苦力,但每天能有钱进兜,有时候比种田还划算些。
我印象中,每天早上天亮前,二爹爹就骑车到曲塘镇汽车站门口等生意。那时公共汽车只能通到曲塘,再往乡下就没车了,所以呢,有不少的人外出或者回家都是从曲塘坐车,特别是从远途回来的。没钱的人就背着行李走回去,那些挣了钱回来行李又多的就雇一辆三轮车回家。
当时车站也有专门管理三轮车的机构,三轮车或二轮车夫们一早就去排队候客,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个几毛钱。生意不好也是常事,往往傻傻的等上一天,一分钱收入也没有。
那个时候饭盒也是个稀罕的东西。我小时候,见到二爹爹的饭盒儿,总是特别的沉。因为是做重活儿,所以每天早上会在家里做干饭,吃饱了以后再装上一盒带出去,外面用厚厚的毛巾包上作为保温,这就是中午饭了,二爹爹会在饭盒里再放上点炖熟的咸菜,到过年的的时候会在里面放上几片咸肉。这大概是我们小时候见到的最丰盛的美食了。
二爹爹除带上吃的以外,还会带上一个金属的酒壶,这是一个美国产的酒壶,是他被国民党抓定以后,一个当兵的给他的,他一直留到身边,宝贝得很。装满了大概能装三两酒左右。所以二爹爹每天早上必须装满一壶酒带出去,累了就喝上一口。在今天是不可能了,现在叫酒驾。
酒,就如同他的命根子。
每当挣到钱的时候,二爹爹就会来到供销社的柜台前,买上一把花生米,再打上二两烧酒,就着花生米,美美的喝完。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同的是,二爹爹寡言少语,一抹嘴,转身继续他的营生去。风里来,雨里去,身体自然是苦的,但他心里的苦从来不说,旁人也不问。
60年代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商品匮乏,商店里的酒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了。还好我爸爸当时在酒厂工作 ,开始还能给他开后门买到一点。后来实在买不到了,就给他弄点酒精回去,兑了水喝。
后来二爹爹渐渐的老了,加上从小放木排留下的病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会特别的疼,所以也就只能选择好的天气的时候骑三轮车出去拉客。有时候揽到一个客人,要去南莫或者白甸,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又揽到生意了,就会有收入,担心的是这一路太远了,太费力气了。上桥的时候蹬不动,就下来推着走,遇到好心的客人上坡时会下来走一段儿,有的还会帮着推车。二爹爹自然是感谢不尽。
远途生意做完以后,回到家通常已经是大半夜了。那个时候没有沥青路,全是沙石路和土路,路又小又不平,又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黑夜里独自摸着黑蹬车回家,这种辛苦,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二爹爹车上挂着一个铃铛,车子动起来会发出“叮叮叮”悦耳的铃声,在我们听来挺悦耳。每次早上听到铃铛的响起,我们就知道二爹爹去上班了。待到晚上,悦耳的铃铛又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爹爹下班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