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

何与怀

流传这么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为明代在桂林当官的曹学佺所撰写。而这缘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故事是这样的。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地皇亲宗室权贵经常纵容恶犬伤人，并以此为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某权贵又放出恶犬，一个秀才躲避不及，被恶犬扑倒，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名屠夫，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权贵一看，竟然有人敢杀了爱狗，这还了得！他们把屠夫捆绑送到官府，要判他死罪给狗偿命。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判屠夫无罪，更判权贵要赔偿秀才医药费。权贵自然不服，便心生一计，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同时要求重审。开堂再审时，秀才果真改了口供，说那天是在和此犬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此犬，要屠夫给犬偿命！秀才如此陷害屠夫，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伤天害理！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不得不招认是做假口供。于是，曹学佺重新判决：屠夫无罪；秀才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权贵当狗去！审理结束后，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副名联。

不过，也有许多人质疑曹学佺这副对联。他们说，曹学佺是在一种气愤的状态下写的，少不了有点偏见。也有的说，人们平时似乎对于“屠狗辈”的道德要求比较低，所以一旦他们做了一件“仗义”的事情，就显得很特别有正义感。而对于读书人的秀才，道德期望比较高，一旦一个不仗义，马上会被喷：“瞧瞧，还知识分子呢，一点不讲义气。”有人甚至这样为秀才开脱：一个人能不能“仗义”通常与自身条件有关。“屠狗辈”相对处于社会底层，顾虑比较少；而“读书人”经过多年教育，顾虑多，更会权衡利弊关系。这样的开脱显然近乎无耻了。

事实上，“秀才”仗义的应该说还不少。最近就有现成的例子。

6月20日，湖北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在官方消息发布不到两个小时，武汉作家方方就在个人微博发文，斥责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她严词痛斥：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绑架了湖北大学，绑架了宣传部门，绑架了出版部门。我要看看，同时也请大家看看：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大学？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部门？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你们会不会绑架以亿而计的中国人？

一如既往！这就是方方。她的表态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

这是被“伟光正”的“党”处理啊。几十年来，在中国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一个人一旦被“党”处理了，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难得了，更别提公开表示异议了。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过来。事实上，梁艳萍教授被处理后，中国网络上就立时一片欢呼声。身处风暴中心的方方居然发出抗议，显得很抢眼。这种豪爽让很多人汗颜，也让人感慨：方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也同样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3月23日，当方方因为她的武汉封城日记被全国四面八方大肆攻击的时候，梁艳萍撰文《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为其辩护。梁艳萍说：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

梁艳萍教授的辩护正气凛然：

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后现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管理模态总不能永久地停滞于前现代，总不能维持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蒙在鼓里，不知就里。采用对上奉过去，对下顺过去，得过且过，忽悠一时算一时吧？更不能象鲁迅当年直刺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梁艳萍教授对封城日记的挞伐者极其厌恶。他们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梁教授嘲笑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他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多蹭那么一点含赵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得以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中。梁教授连用“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来形容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在方方事件中，这种可耻之人——不管是“屠狗之辈”还是经过多年教育的“读书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忘恩负义的“敲锣女”李丽娜。2020年2月8日，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她在自家阳台上敲锣哭诉，呼唤大家救她染疫但无法入院的母亲。方方以极大的同情在日记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后来敲锣女的母亲住院了，得救了，故事也随着方方声援日记传到世界。事后李丽娜写了上下两篇《武汉敲锣记》，方方转发了上篇，并配文说：“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但是，这次敲锣女却翻脸了。看到方方日记受到全国许多人洪水般批判为“抹黑国家”，敲锣女也指责方方把她“当武器使”，“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完全恩将仇报。

再列举几个争先恐后投入“胜利叙事”狂欢中的可耻者：

3月18日，一篇三千多字的致方方的信发表在网上，写信者自称是十六岁中学生，信中劝方方“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

4月9日，极左网站《红色文化网》刊登笔名“十念生”的文章，把方方日记在全球发行形容为“欧美的一把屠刀”，而他“仿佛看见这把屠刀已经举起”。

4月14日，武汉市区出现一张公然威胁方方的大字报，作者自称“乡下农人”。这张以《告方方书》为题的大字报骂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种种国家体制内优好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来，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谢罪，否则，自己将会以‘侠义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文攻武伐'”。

4月16日，曾在比武中被徐晓冬十秒打趴的太极雷雷，在社交媒体录制视频，称要“诚邀武林同道”，用拳头教训方方。

4月21日，《今日头条》刊登名为“左笔书法钱诗贵”的文章，称有南京的雕塑家朋友认为方方是“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不折不扣沦为了汉奸”，要在秦桧墓旁给方方立跪像。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也亲自出山，以居高临下之态，反而攻击方方“丧失做人的底线”。《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则代表“中国人民”，发文称，“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一个曾与本城人共生死，在大家最难的时候记下本城人点点滴滴的作家，现在竟然受到全国性的恶毒攻击，这当然不只是个别人忘恩负义这么简单，不能单单看作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故事”，一个“农夫与蛇的真人版”。这是极左团伙集体作恶，群起而攻，制造并形成汹涌舆情，背后又显然有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相助。据揭露，他们这次为了胁迫湖北大学处理梁教授，甚至点名威胁湖大校长：你不处理梁艳萍，我们就揭发你什么什么。这一招明显有效。另一招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新近就传言：中纪委第几巡视组进驻中国作家协会，对方方已经有了处理结论；又说军方已经公开斥责方方日记……诸如此类，全都写得斩钉截铁，煞有介事，来头越大，似乎越证据确凿。而那些“大旗”，似乎也很乐意去充当“虎皮”。

梁艳萍教授在她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中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梁艳萍教授为方方的辩护掷地有声，但又相当悲壮。毕竟，不能不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中，在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的挤压下，她肯定只能是败方。迎头相撞，结果头破血流。类似她“下场”的，之前已很多，跟着可能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静娅、河北省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等等。这些人经过多年教育，是顾虑多，但顾虑的不是自身仕途；他们是更会权衡利弊关系，但权衡的是国家民族的大利大弊。

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是屠狗之辈吧，他们并不因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顾虑而“仗义”。他们愚昧蛮劣根本不知何为“仗义”！而封城日记的挞伐者、处分梁艳萍教授的决策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了，甚至是“宣传”、“教育”领域的当权者，可却正是因为受过“教育”而懂得如何罗织罪名。他们是权贵的看家狗，是良知的刽子手。

显然，仗义不仗义，负心不负心，跟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权贵们权贵来之不易，他们老谋深算，金睛火眼，深知驭民术之关键。君不见，堂堂清华百年名校的十六字校训就被拦腰砍去一半，剩得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早已不知所终！而没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只能是虚妄之语，与古人所望大相径庭。

说到这里，实在应该进一步想想：如果当年的广西右参议曹学佺大人和皇亲宗室权贵们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那么，一个可悲可叹的情景绝对百分之一百出现：管你屠狗辈也好，读书人也好，所谓“仗义”，所谓“负心”，全都得倒转过来！

但叹息也罢，悲哀也罢，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现象。权贵们正为他们的“胜利叙事”而弹冠相庆，即使是一时的成功。

（6月30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