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

——纪念澳华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五）

何与怀

五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关于宪政，杨小凯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革命手段，而现在倡导自由，倡导宪政，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他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他启发性地问道：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似乎不好武断下结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也是在阐述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