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储安平竟敢触犯皇帝之大忌。这个“党天下”之谏，太尖锐了！在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们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开议论，这还是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禁忌。不过，“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事先肯定和同道中人说过他的想法，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此举，惊天动地，的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作得出这样的建言。

储安平何许人也？大概现在知道他的人对其生平并不详悉——储本人生前很少写到自己。以下是他不完整的简历：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城内北门储宅。储家是名门望族。

早年的储安平踌躇满志

一九二八年，考进上海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或英国文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一九三六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国，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应聘任湖南《中国晨报》主笔。

储安平早年的出版物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办独立的无党派政论刊物《观察》周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至此《观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后，他秘密去北平并转入地下工作。

储安平当年主编的一期《观察》周刊封面

一九四九年九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九五一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九三学社理事。

一九五零年七月，《观察》更名为《新观察》，任特派记者。同年夏离开《新观察》，任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一九五二年夏，任国家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

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到《光明日报》社任总编，两个月后发生前述事变。

就储安平悲剧的一生而言，其事业的颠峰是办《观察》。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诞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三三年，因为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害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国民党当局被迫于九月一日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新闻界自发地定为“记者节”）。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所取的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像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政党的共同政治取向，储安平开头两年既反对国民党，又不认同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只是经过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国共两党的胜败大局已定之后，便基本上抛弃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在那风云翻滚的几年，《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和独立的品格为知识分子自由论政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而储安平本人更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叱咤风云的政论。他的研究者谢泳说，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谢泳，〈悲剧储安平〉，《生死之谜——储安平》纪念网站）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有些是使某些当权者非常尴尬甚至难以容忍的。储望英送来一套《储安平文集》，笔者翻阅过。这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作为“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出版的。书为两卷本，很有分量，但编者张新颖不得不作了一些处理。

作为“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之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于1998年7月出版两卷本《储安平文集》。

“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这些处理没有多大必要。〈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一九八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下称《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一九八九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一九九九年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

当然，删去的都是指责共产党的文字。如〈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中说：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简编》，第二十五页）

又如《中国的政局》文中说：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简编》，第三十四页）

同文另一处还说：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第三十五页）

时过半个多世纪，这些文字的确还是非常尖锐。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年储安平持有此种观点并非怪事，而且具有代表性。而对今天中共人士来说，则实可以大度看待历史，甚至不妨以史为鉴，以促进自身改革，更加进步。就储安平研究而言，这些文字非常重要。这里还提出一个让人纳闷进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抱有此种观点的储安平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而要留在大陆，而且还进而支持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呢？除了当时形势变化等外在因素外，可能只能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对国家的大爱去解释。对国家的大爱是两千三百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树立的光辉榜样和流传下来的伟大传统。自此以降，中国大多知识分子都怀抱儒家入世观，起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自善其身”，其内心都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如论者所说，在储安平的思想里，处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国家”，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民众以及这些民众所传承的文化；这个国家既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的。这就使他把爱国与政治分开，他不会因为批判某一个统治国家的政治集团而鄙视祖国，他的批判恰恰是为了使祖国更加美好。储安平深深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也引导他希望参与社会主义的实验，毕竟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为大众争平等谋福利的美好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在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无法绕过无法解开的死结。

一九五七年春天，这种对国家的大爱，又一次使储安平失去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按说，一九四九年之后，《观察》复刊失败，接着自己离开《新观察》，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当使储醒悟。然而，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储安平内心对承担的机会的渴望，他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他的情结，他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

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此职，但在“公推”之前，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大人物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十四卷五期上有李韦一文，其中曾说胡乔木说过，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晴的报告文学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说“文革”之后，胡乔木不知储已死，想请他出来办报，可见胡对储的评价不低）。于是，储安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很快就抖擞起来，前些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摧残人性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果在他身上哪怕残留过一点点“成果”的话，此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在报社公开大力宣扬：“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认为：“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看，真不得了，好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

也正是这种对国家的大爱，使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两个月就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做了那番石破天惊的关于“党天下”的慷慨陈词。不然，以储安平在新闻界文化界滚打多年、见多识广的资历，以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均有的深刻的认识，当年何以会如此坦呈这个虽然惊天动地、但看不出有多少可能为对方接受的批评？！他何以会这样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悲剧命运？！

五

……弹指一挥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笔者去年十月二日在北京见到章诒和时，也谈到储安平和她的父亲章伯钧。章诒和把他们两位当年的往来写在《往事并不如烟》的第二篇里，标题是〈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该篇开头就说：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章伯钧感到内疚，当然他自有理由。不过谁都可以看得出，储安平落得如此“下场”，应该是在劫难逃。

今天，储望英亦近耄耋之年。他慎重地告诉我们，最近得知章诒和有个想法，要在北京为她父亲立个纪念碑什么的，并希望罗隆基和储安平的纪念碑最好也立并且都立在一起。我心里想，不知章诒和的想法能否实现？不知纪念碑如何设计？有无可能干脆一个碑三面体？毕竟章伯钧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接着在五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又在六月一日提出的“党天下”，已经一起被称之为“中国右派三大反动理论”；而且，这“三大反动理论”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谢”毛泽东的“阳谋”之功——它们都是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份密件后被“引蛇出洞”的。

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章转眼就过去了这么久。荒谬的是，这个所谓的“伟大的反右斗争”至今依然被认为“正确”，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五十五万余右派分子都已经平反和脱帽了。这岂不是说，“不予改正”的五名中央级别的再加上地方上九十多名的右派的身上——准确地说，除可能几位尚存人世，是冤魂——便要为这个“正确”的结论屈于政治需要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往事并不如烟！冤案何时昭雪？！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岳飞。岳飞的后人记录到宋朝给岳飞平反总共八次，开始是初步昭雪，然后发还田宅，再到复官改葬、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九十九年。首次平反是一一六二年七月，岳飞冤死二十一年之后，正好和右派平反历时的长度一样。难道平反也有周期律？也有中国特色？……不管怎样，人们期盼着。中国人虽然没有沉重的宗教感，虽然不会因为“原罪”而忏悔，但中国人敬畏历史，并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时代的大河尽管曲曲弯弯，最终都会汇进真理的大海。历史正在一点点地昭示真相，也折射着储安平思想的光辉。

例如，储安平这段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第六十三页）

这是当年储安平对“一场烂污”的国民党的批判。今天，时隔半个世纪，早已改朝换代，但在神州大地，不是也能听到时而隐约时而响亮的回声吗？其中一个回声甚至发生在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身上。根据前苏联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所记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在北京与他会见时，以“修辞”的方式提出了如下这样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他们一起来回答（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第四八九至四九一页）：

“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说，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疑问。他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中发现，原来为这种疑问而苦恼困惑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赵紫阳最后如此自我回答：

“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

…………

这就是历史！

储安平正在复活，正从过去向今天走来。今天那么多人纪念他，也是有力的讯息，预示他思想的光辉明天将会更加闪亮。

储安平将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现实的动态中，活在中国人的生命中，尽管他当年先知般的预言是以昂贵的代价去证实的——包括他自己生命的凄惨的终结。

六

马白教授住的是十八层的高楼。我随储望英、马白走出阳台，往外望去，一马平川，笔直的大道通向无限，南悉尼尽收眼底，而稍微偏北方向，隐约还可见到澳大利亚成功举办千禧年奥运会的运动场。我们凭栏伫立良久，仿佛面对着万里之外的、位于北半球的祖国……

一代精英，千古英魂，祭祀您了。

本文作者和储望华于2012年4月15日在悉尼纪念“反右”五十五周年研讨会上。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完稿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