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一）

何与怀

【作者前言】王若水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专注“异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把他称之为“一位痛苦的清醒者”。几十年前让他和周扬惨遭厄运的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王若水、周扬他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当年胡耀邦连同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抵制和终止“清污”运动，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套用“异化论”，那么，其“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以及“思想领域的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不说也罢。

（一）

一九八三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2000年12月中旬，本文作者与王若水摄于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天开会期间。那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一九九六年九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懮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一九六三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逐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警醒地而且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一九八零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一九八零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这本文集在一九八一年初出版，书名就采用王文的标题）。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一九八二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各部分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当时适逢《人民日报》报社召开记者年会，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周扬和他的三位助手王元化（前右）、顾骧（后左一）和王若水（后左二）。他们参与起草周扬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

从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并逼使最高领袖邓小平后来亲自封杀的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页二六七）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二零零四年，页七十七）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一九六三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十二月五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一九七六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