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五）

何与怀

公道自在人心：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王若水摄于北京大学校门前

例如，一九八五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一九八五年四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一九八五年七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这一点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一九八八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呜——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当今社会上存在异化现象，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将来三版的书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新启蒙》第三辑，一九八九年），探讨他在一九八五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最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上，于光远在一九九七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是一个化名，此人显然是胡乔木的老友，而且有些来头，他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一九七八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历史的玩笑：王若水等人当年天才的预见与异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中国

历史不时开一些令人仰天长叹的玩笑。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人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电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敝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这样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想到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的经济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

……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叙述。

晚年周扬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一九八零年（几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这是多么巨大的功绩！又是多么大义凛然！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一场政治迫害。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悲剧。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王若水访美时与刘宾雁等友人合照

异化现象如此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又回到当年王若水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能令王若水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的思考，后继有人，虽然思考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出发点、影响力，以及所处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为纪念王若水先生辞世六周年而作。写作时参考和引用王若水各个时期的著作以及各家对王的评论，力图符合历史真实，如有误差——想必难以避免——当由笔者负责，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