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

何与怀

悉尼有作家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新州作协以此作为定在8月26日召开的研讨会的主题，宣布之后引起异议。蒋行迈博士指出：

把那一段时期的澳华文学称作“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是不是合理呢？我认为不合理。一是不客观，因为目前的澳华文学比那段时间更繁荣，只不过并非以报纸及杂志等纸媒体为主要表现形式，时代不同了，而且未来还会比现在更繁荣。二是不科学，因人为把以往某段时间的华文文学奉为高峰，是对当下华文文学新生力量和未来发展的一种压抑和消极影响。望主办方对此提法多加斟酌。

蒋博士说，一个文学团体推出的活动主题和某位作家的一家之言还是有区别的。他建议把活动主题改为研讨“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不是“澳华文学的那一段黄金时代”。

蒋行迈博士的意见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我是其中一个。

这个所谓“黄金时代”说存在二十多年，我一直反对这个说法。我现在这部新著《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以大半的篇幅力图充分地也客观地梳理澳华文学的发展历程，自然也起到批驳这个明显错误的观点的作用。

在我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澳华留学生文学活跃时代”。就澳华文学史的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所谓“澳华留学生文学”，是指“六四”前后涌向澳洲的中国留学生自我描写的文学，特别是描写他们在所谓“居留岁月”中如何挣扎和进取的文学作品，其间历时十年。2014年“大湖口笔会”与会者看来基本上都认同这个定义，因此据此进而认定“留学生文学已经衰落了将近十年”而且它的“黄金时代不可挽回地过去了”。

作为一个阶段的历史现象，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的确是并且必然是“不可挽回”的。这很正常。但是，更有意义的是，“衰落”之时和之后，可能出现“嬗变”，出现变化发展。事实上，不少当年的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在其后至今二十多年岁月里的确各自更有许多出色的表现，获取不少新的成就，其作品“含金量”不断增高。

首先，我们看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澳华小说及其他文类的创作慢慢开始有意无意摆脱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留学生文学常见的题材和架构，展现比较宏大的视野。

例如刘熙让，他发表的长篇小说从催人泪下的《云断澳洲路》到令人捧腹的《蹦极澳洲》，从历史小说《澳洲黄金梦》再到推理小说《网上新娘》。

沈志敏的例子同样非常具有示范意义。2006年6月他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动感宝藏》，后是《堕落门——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和《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2023年又写出《淘金路兮新金山，我的——1857》。

九十年代以两部中篇小说《最后的天堂》和《天黑之前回家》名噪一时的林达，2012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金融危机600日》。她这部“经纪人手记”让人眼前一亮。

九十年代创作量巨大被称为“快枪手”的田地，则以长篇人物特写《陆克文：总理是位中国通》和电视剧《穷爸爸富爸爸》告别他此前的留学生文学写作。

还有，由《绿卡梦》到《天生作妾》，毕熙燕提供一个研究澳华留学生文学“嬗变”的样本；刘海鸥对“捡起历史的碎片”乐此不疲，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己任，成为澳华纪实文学第一人。……

这些例子非常之多，可以干脆地说，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只要他/她以后继续写作，不少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摆脱了自己原先轻车熟路的架构和内容，努力进入新的领域。

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更显为丰富多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当多的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品热衷于展示“洋插队”的传奇经历，或者伤痕累累，叫苦连天，迷惘焦虑；或者拼搏成功，暗自得意，自我炫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出于某种难说正常的集体心理，而且闪现一些可疑的民族主义思绪，这也是一段不算正常的生活的自然反映。幸好，以上种种，在后来的澳华文学作品中慢慢少见；不少作品的主题思想给人丰富多元的感觉。例如，辛夷楣以《人约黄昏》架设“心桥”探讨中西联婚；李克威以《中国虎》为人类敲响警钟；齐家贞以她传奇人生三部曲写出一生的珍贵感悟；欧阳昱在《淘金地》解构历史，清扫百年浮尘；毕熙燕以女性为突破口去展现人类的“妾”意识。

而且进入新世纪后，当年澳华留学生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思考沉淀和艺术磨练，其作品更讲究技巧手法，文学性更高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留学生文学难望项背的。例如，夏儿空灵诗意的《望鹤兰》，展示高度文学化的文学真实；本色作家齐家贞我手写我心，证实“真就是美”；刘熙让在《澳洲黄金梦》构筑一道别样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文学图景；赵川《和你去欧洲》，空间和时间里飘动着激情，很让人感到他发挥了他十多年前在《醒梦》中所流露的风格特质；沈志敏勇于创新，以现实手法，浪漫情怀，力图把人类栖息问题引向更深层更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探思。……

我在《嬗变》书中还谈到九部长篇小说，可称之为“广义澳华留学生文学”。这些作品作者没有或者很少参加澳洲本地的文学活动，或并非常居澳洲，或已回中国，因此不为本地文坛所熟识。他们不少作品是不容忽略的，其文学水准相当不错，非常光彩，可谓别有天地。例如，在应约为中国高校教科书《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之“澳华文学”部分撰写新版书稿时，澳华文学评论家钱超英博士增写了两个澳华文学人物，其中之一是长篇小说《极乐鹦鹉》的作者汪红女士。钱超英说，汪红对广大澳华人士而言相对陌生，但却在中澳文学研究的一些小圈子里获得极高评价，认为她的《极乐鹦鹉》提供了澳华长篇小说的语言精品，标志着澳华写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我在《嬗变》书中还谈到萧虹博士创立并主持的南溟出版基金的成绩。至今刚好二十年，如果加上今年尚未评选出的两部作品，基金一共赞助出版了三十六部作品。从澳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历年来所有获得南溟赞助的来自澳洲不同城市并各自擅长不同文体的作者，的确堪称澳洲华文文坛甚具代表性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作品，不但获得南溟出版基金赞助，也在国内和国际上荣获各种奖项。

书中，我就介绍了澳华文坛在今年即2023年获得的一个大面积的丰收。在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首届国际华语原创IP电影节”上，澳洲多名作家的作品荣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名单如下：武陵驿中篇小说《鳄鱼之城》；经年鲤长篇小说《潘多拉手环》；梁军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韦敏长篇小说《蓝花楹》；沈志敏、宋来来长篇小说《情迷意乱的巴士》；汪应果长篇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以及彭闪闪长篇小说《过法》。姜立涵的小说《大城小室》改编为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一路朝阳》，为北京卫视、东方卫视2023年重点推广剧目，荣获2023年“第二届世界华人影视文学奖”。

我在《嬗变》书中特别指出：当今世界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于2022年11月11日，在悉尼发表了成立宣言。这是澳华文坛近期重大事件。澳华作协具有鲜明的理念，它在成立宣言倡导说：

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艰难的时刻，我们澳华作协同仁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发出亮丽的美学光芒，流露丰富的生活智慧，包蕴深刻的历史洞见。我们要让自己的作品拥有灵魂，参与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这是我在2007年12月1日一次名称为“澳华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势”的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提出的。我这样形容澳华文坛，当然不是信口开河。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上，澳华文学至今的崛起有目共睹，亦为国际华文文学研究专家所重视。所以，在谈论澳华文学时，不要只看到只想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澳华留学生文学”时代一度的“光辉岁月”，不要像桃花源里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年某种盛事逸事也许值得回味留恋，但不能囿于对过去的缅怀，不能对之后大量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不闻不问或者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澳华留学生文学活跃时代，也是澳华文坛成型时代，澳华留学生作家的贡献应该肯定。但是，必须强调，那个年代可能是某些人的黄金时代，但绝不能说是“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

今天，澳华文坛的新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要进一步加促澳华文学“黄金时代”的来临，还需要我们澳华文坛各位同仁共同做出更大的努力。

（2023年8月19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