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我习惯地打开电脑,开启信箱,发现信箱几乎要爆满,原来有一封老大的新邮件,梅子寄来的。
信件的内容很简短:告诉我今年秋天她们全家去了一趟欧洲旅行,如何开心云云,不过其中一句话——说她还专门和女儿“去了地形‘如一把小提琴’的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还告诉我随邮件寄来的照片都是在维也纳克恩騰大街——如今被世人称作维也纳音乐星光大道上拍摄的。
“地形‘如一把小提琴’”,我的心脏猛然因之一震,头脑轰的一声,仿佛封尘一世的记忆,一下子都要决堤迸泻出来。我迫不及待地点击每张照片让它尽快显现,第一张照片映入眼帘:是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小女生,豆绿色的背心,映衬着那稚气未退的脸上似乎都在涌动一股不可抵挡的青春洪流。左肩略微下垂,潇洒地用手依托着、背上背着的那把真皮套装的小提琴。女孩儿头部微微上扬,微笑露出皓齿,那两颗有神的眼睛充满着热情和自信。似乎这是我非常熟悉的面孔和表情,甚至连同她的内心世界,但似乎又有一种油然而起的陌生。女孩儿的背后就是维也纳著名的商业大街上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等我再留心她的脚下,离女孩左脚不到十厘米处,是一块醒目的二米见方的白色地砖,上面镶嵌着“约翰•斯特劳斯”音乐大师的名字。据说,在2001年的九月,曾经在维也纳工作和生活过的100多位古典音乐家的名字都被镶嵌在这条著名的星光大道上。
“在维也纳大街上行走,一定要留心脚下,不要踩到音符!”凡是来维也纳观光的游客都知道这句警示名言。我们的女孩儿也许就是对大师的尊敬和崇拜,离音符那么近而又略有距离的原因。
当我急忙打开第二张照片时恍然大悟:那是梅子与这个女孩儿母女情深的合影。噢!那清纯如出水芙蓉的女孩儿就是梅子的女儿。六年不见了,梅子虽已过50光景,刻下往日沧桑的脸上依然风采照人。梅子的女儿这六年可变化不小,原本印象中见人就害羞的那个小初中生,如今已落落成才,是京城一所著名的外语大学三年级的高才生,仔细端详,给人一种“始发芙蓉”的纯净美和竞相开放的感觉!我实在没有一眼认出她就是梅子的独生千金!
二
一个人当他已经进入人生恬淡佳境的时刻,当他能把自己的人生之旅所碰到、所参与的事件和感受,不加修饰的,不加人为阻碍的,不加伪装地流淌出来,也许是平抚心灵创伤和过往遗憾的一种安慰。这种文字的潺涓流淌,对自己而言,是人生的参悟,具有感愤与心平气和相融合的一种“魅力”!
当我看梅子的邮件和照片,当我读到那一句“去了地形‘如一把小提琴’的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时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的一种心灵震撼!这些天来,我不时地咀嚼这句话,过往烟云般的时代里所发生的那个故事,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三
那是一个如今年轻人无法理解,似乎更不屑理解的一个时代。
可是你们的父母就是从那个摧残理性与智慧的畸形年代里,经受承担与磨练,不断地自我灵魂拷问甚或在忍受人性被羞辱中走过来的,如今的阳光灿烂岂不知是从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阴霾中挣扎出来的。
梅子就是在那个时代走进北方那所著名大学文科某系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这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是这所大学梅子所在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从“停课闹革命”到所谓“复课闹革命”,已经六年。尽管如此,一切都还处在“不正常”里:比如当时入学的“工农兵”学生,不叫“学生”而叫“学员”,据说这种称谓更具革命性;比如学生不分年级而是连队建制,这种军事化的编制更便于“一言堂”的辖治;又比如学生在学校里不是受教育的对象而是所谓“上、管、改”的主力军。可以说,一切都处在史页上从未有过、独一无二的混乱颠倒之中。即便如此,总算学校又招新生了!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年的新生到来的迎新会上。
迎新联欢会上,当然有领导讲话,学生——不,是上、管、改的主力军学员上台表态,然后就是学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文艺节目都很具时代“特色”,很浓很浓的火药味。偌大的礼堂里沉浸在“斗志昂扬”但毕竟也是敞开年轻人心扉的欢乐时刻。主持人还独出心裁地在每个节目结束时,向演员发问同样一个问题:“你将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回答虽不同,但都不乏浓浓的“革命”色彩,比如“跟随红太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比如最有内容的还是“毕业后,决心回到教我成人的贫下中农当中去”等等。
演出中场,报幕人宣布“下面一个节目是二连三班梅子的小提琴独奏”。在新生中,大都知道新生三班的梅子有一把声音清亮的小提琴,在入学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特别同寝室的女生都聆听过她在休息时间里演奏的美妙乐曲。
当梅子走上舞台的一刹那,人们看到她那具有时代特色的不爱红妆爱武装,身着绿色的飒爽,但你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英姿”还被“含羞”与“俊美”所融化;在她举止扬眉间特别透露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年轻人的活泼和自信。
当人们听完她拉的第一支曲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掌声逐渐平息中,只见梅子走前一步,面带微笑用她甜美的嗓音说:“我再给大家演奏一曲《蓝色多脑河》片段”。
久违了!真的久违了!整个会场在人们惊诧、回味、疑问、激动的刹那间的鸦雀无声后,被一片掌声和青年人的叫好声所淹没。然后就是寂静地等待——曲子优美而悠长,在梅子琴弓娴熟,手指点拨琴弦的悠扬中,把人们带进音乐美的陶醉中,让人们沉浸在忘却的熟悉里。本能中回归人性,回归艺术,回归真善美的追求,几乎让人们忘却外面世界的厕杀、阴谋、毁灭人性的阴霾!
当人们从忘形的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才又开始沉思梅子演奏的这一曲“蓝色之河”美的悠扬,与当今“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色彩的弥漫有多么的不协调!
特别是当联欢会主持人照例在梅子演出结束时问她的问题“你最想做什么时”?梅子迟疑片刻,扬起头,面带笑容,望着台下,充满孩童般的稚气(后来人们把她这种“天真”当作对文化革命的挑衅),自信地说:我最想去一次“地形‘如一把小提琴’的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
哇!与众不同的回答!
台下的人群楞住了,惊呆了,轰鸣了然后就是开锅了,沸腾了,爆炸了。“为什么去维也纳,怎么不是延安?”“为什么不回归贫下中农怀抱?”“怎么不是”,,,,,,时代的、被“神”所扭曲和灌输的定势思维似乎这时又控制和主宰了这方空气,整个大厅陷入短暂的混乱、嘈杂之中。好在有经验的节目主持人这时不带声色地把梅子请下,费了很大劲儿,才使会场稍微静下来,宣布下一个节目演出。可是,会场上依然议论纷纷,还是“维也纳”,“延安”,“梅子”,赞赏或是担心,肯定或是否定,一直到终场。
故事叙述到这里,我想如今的年轻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太平淡无奇,而又缺乏想象没有任何刺激。然而,要是知道我们故事的主角——那位拉提琴的女孩儿在这场迎新会后的一连串的遭遇,倒是如今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也许更无法理解的了。
事后,连队指导员(相当于如今高校里的年级主任,都是由专业教师兼任)找梅子谈话,开始启发然后是点拨,挑明让她检讨迎新会上的错误行为。开始时,梅子还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因为她确实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她还笑哈哈地和狄老师(就是那位指导员)说:
“我是认真准备了的,我也是动脑筋选择了曲目的”
“不会出错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她哪里知道单纯和坦白却是引火烧身;恰恰这几句真诚,使她陷入更为难堪的困境。
接下来,当时掌握学校和系里大权的“工宣队”飞速研究决定把定性的结论通过连指导员(就是梅子称呼的狄老师)贯彻下来。
当时我是这个新生年级的任课老师之一又兼任连长,指导员狄老师先和我通报了工宣队的意见,并希望和我一起先找梅子谈话,然后还要召开全年级大会宣布她的错误并令其做检查。
当时我惊诧、不平得一塌糊涂!联欢会上发生的一切,确实让我意外,感觉到了梅子演奏曲目的不合时宜,也为她问题的回答,捏了把汗。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所以,我直言不讳但却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不平,尽量和缓地和狄老师交换意见,心里还有个如意算盘:打动狄老师,结成“统一战线”,抵制一下工宣队的决定,草草了事。所以,我就说:“都是年轻的学生,哪里会考虑得那么多,怎么可能那么老谋深算?”我还说:“你我作为她们的老师,这时候应该采取既要批评更要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为好。”万万没有想到,连我自己都挺受感动的这第二句话,却引来了狄老师与我的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她为什么拉‘封资修的曲子’?为什么那样热衷、梦想一定要去‘维也纳’而不去革命圣地延安!她还说什么‘经过认真考虑过的’,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有意识地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挑衅嘛!”
如此上纲上线,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但我当时真的没有敢于说真话的胆量,我只能是沉默!只能壮着胆婉言拒绝和他一起找梅子谈话,并宣称保留自己的看法。
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的迅速。第二天召开全年级(也就是所谓全连)大会,指导员直接宣布了梅子的所谓错误,并且责令其检查(虽然梅子的认错从未答到领导的要求)自己的错误。如今我不想再去重复强加到梅子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倒是:从那以后,整整四年再也没有听到梅子悠扬的琴声;整整四年梅子所遭遇的,似乎成了一个另类,被人们想亲近而又不敢接近的人为疏远;整整四年逢有“风吹草动”就被领导用来作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点名批评;然而也是整整四年,年纪轻轻的梅子默默忍受着不平和痛苦,倔强而没有真正低头过。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那时时兴所谓“开门办学”,我带领一个课题组到市内的一个大厂与工人相结合,有十几位学生参加,其中就包括梅子。一次闲谈中,我曾歉疚地对梅子说:一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作为一个教师我很内疚,我为自己的软弱而痛心!但你也不要总挂在心上,不要影响你的情绪和身体,利用有限时间多学点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梅子非常坦然地对我说:这和老师没关系,我非常理解老师当时的处境。然后话题一转,告诉我她心里的话:“那次联欢会上,我没有错,将来一旦有机会,我还是要去维也纳,因为那是真正音乐的故乡,到那里是我一生的梦想,我不会轻易改变!”听着梅子的这一番心里话,我很震惊,想不到一位年纪轻轻的女孩儿竟然在强力的重压下,一直固守、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我当时那种息事宁人的妥协、昧着良知的逃避,至今想起来还要千百次的灵魂忏悔!
四
后来,天气转暖,春天来了。梅子也毕业了。在京城的一家出版社当了编辑。
后来,梅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她的先生是她的大学同窗,据说就是她的这位同窗在整个“提琴”事件里,是她的同情、支持、保护者。
后来,她(他)们有了一个可爱聪慧的女儿。梅子作为母亲,饱经风霜的知识女性,一股天然不悔的韧性,把自己青春时代没有畅快淋漓发挥音乐天赋的遗憾,连同她的梦想,一股脑地寄托在女儿身上。
当我从照片上,看到梅子的女儿在克恩腾大街肩背的那把真皮套装的小提琴——就是三十年前梅子用的那把提琴,我心灵震颤的恍惚,似乎又一切都明白了:这是人的基因不可抗拒的力量,还是上天的恩赐?这是大环境的变迁给予人的机遇,还是人为追寻理想之光的照引?在我出国定居以前就听梅子说过,她的女儿不仅课业优秀,而且从接触那把小提琴开始,不仅教授孩子的老师赞不绝口,而且小小的年纪就对这把提琴“迷恋”得一塌糊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我深知了,作为母亲的梅子,她告诉我的,他所说的一切,天然地隐去了她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心血;我领悟了,从科恩腾大街上母女深情的合影里,读到了世界上最让人赞叹的母爱的博大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