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前南越首都西貢三百公里的旅遊勝地大叻市約二十餘公里處，有個小鎮「從義」，是1954年南北越分割時不甘受共產黨奴役而南遷的欽廉同鄉們的聚居地，由從義朝大叻往前走五公里轉入崎嶇山徑，便到了四面環山的寧靜新村。村中央新建起一座華校，由創建人張忠智神父命名為「聖文山小學」。

            六零年代正是越戰如火如荼時，適齡壯丁都要被送上戰場當炮灰；新校舍建好後，熱心於華文教育的張神父面臨的是無法找到合適的老師，沒有老師的學校是無法開課。

心急如焚的張神父無法可想中，忽然老遠從大叻驅車光臨寒舍；年前為了逃避軍役令、曾躲在他的教堂宿舍渡過大半年，從這位帶著深度近視眼鏡、說一口浙江國語、亦師亦友的神父處，獲益良多。

張神父留學意大利，通曉中、英、法及古拉丁文字，天文、地理、中外歷史、哲學、神學樣樣皆精，詞鋒極健，可說是辯才無礙。為了向他討教，我在他豐富藏書中找到中文版新舊約，對經文眾多疑點時常提出，用我大膽和衝動且不成熟的思想，和他大辯特辯。而神父亦是我文學作品的讀者，也許是記起我這個只讀完初中三年級的人，認定可勝任小學教員而前來聘請。

事也真巧，我正面臨被拘壯丁往前線作戰的危險，想到能在山明水秀的新村小學當教員，又可避過從軍的困擾，一舉兩得，因而立即答應。但有個條件是，要有宿舍讓我同妻子及週歲的大女兒美詩在一起。神父爽快的點頭，並約好在大叻市見面，再用他專車送我們到學校。

那年過完了聖誕節，在大叻市寒冬氣溫中我們一家三口找到了張神父，神父用那輪特大的四驅車親帶我們去學校。兩小時才走完了幾十公里泥路，到達時、村中男女孩童好奇的把我們密密的圍繞著，對長得白白胖胖的小美詩都爭相要搶抱，讓初為人母的婉冰緊張得不得了，躲躲閃閃的不知如何是好。

校舍正前方是操場，共有兩間大教室、正中是禮堂，左方是教堂、和兩位法國老修女的宿舍，右方教室側是教師宿舍，建有浴室廁所。後座是一排草舍，最右方那間是大廚房、相連兩間睡房，以及簡陋糞坑(農民清理糞便、用作天然肥料)和浴室，最左是雜物室。

主廚是位啞子，比手劃腳，初時實在很難和他溝通，常要兩位嬤嬤傳達(老修女、早歲在北京傳教，都說得一口流暢的國語。)意外驚喜的是早我而到的教員竟是我的同窗義兄鄧全章。張神父對我講，是連他也沒想到會那麼巧，這份喜悅讓我在新地方再無半分陌生感。

本以為宿舍應該是在義兄隔壁，可沒想到張神父重男輕女，說家屬是不能住在教堂內神聖之地，因此只好讓我一家住後院草舍，也就是靠近雜物室處兩間中隨便選一了。

從來沒住過茅廬，用草蓋起的茅屋，晚間寒風呼嘯，擾人清夢，初始真不慣，失眠是時有的事，內子也抱怨不已。除了風聲雨聲外、各種蟲鳴的大合奏，真是天籟之音，竟夜喧嘩，如何能安睡呢?(後來習慣了竟成了安眠曲。)

有了教員，本該開課了；可惜、老師難題解決後，郤沒有學生可教。因為當地的農民，都要學齡的子女在田地裏幫忙，不願失去可用的勞動力。張神父終於想出了妙計，帶來了白米、食油、麵粉、黃油等禮物，要我陪他到村長處拜訪、也到有學齡子弟的家庭送禮，由我做翻譯。(筆者後來略懂欽廉話、也叫做儂族話，是有此因緣之故。)

家長們都是很誠懇老實的農夫、家中男丁多從軍與越共作戰去了；因此六七歲到十來歲的兒童，便成了農忙時的好幫手，許多較輕的農務都可做到得心應手，若去學校，平白就要失去了這些小勞力。

神父當然用其無礙辯才盡可能說服這些家長，提出種種優惠方法，除了不必交學費外，上學的學童每月還能從學校領到雜糧如白米、食油、麵粉等等。我傳譯時，實在很感動，天主教會為困苦的農村華裔子弟的教育盡心盡力，神父校長居然要如此逐家逐戶親訪、許諾。有些家長擔心子女在教會小學讀書，會被迫「信教」，我向他們保証，作為老師的我也不信教，因為、課程中並無加插「讀經」及傳教。

學校終於順利開課了，全校分六班共有七十多學生，每個教室三班，由我和義兄二人負責。校長每週才來一次，主要是送來接濟品以及大量要分配給學生家庭的食品。其餘時間校務全由我們二位老師自行管理，婉冰除了照顧女兒外，閒來也協助啞巴廚子做做飯菜，以打發時間。

朗朗書聲自此在山村的這所小學繚繞；部份失學的青年男女，求學心切，前來要求我們加辦夜學，經過神父的同意；我不辭勞苦的在晚上八時到十時的兩小時裏，開了一班成年課，為那十幾位好學的男女講課，也是用正中版的小學教材，這些學生，白天皆有工作，不少是駕駛三輪機動載客車的司機，我週末到五公里外的從義市買瓜菜魚肉時，踫巧乘搭他們的三輪車，都不肯收老師的車資。而那些經營的小販們，甚至住在從義市的大小商店，也全都認識我這位教師；每有購買，必給予折扣。

農民們尊師重道的精神也表現在年節、婚嫁壽宴上，廚房經常擺滿了學生上學時受家長託付帶來的糕餅、點心、粽子、玉米、新鮮瓜菜；無非表示對老師的敬意。嫁娶更要老師在大位上座，為新人致詞祝福。那份熱情，是都市人無法理解的了。

時光飛逝、一年後婉冰帶同女兒回返堤岸、我轉往中部芽莊城，後來到了寧和市的平和小學出任訓導主任。從山村轉到了韓國駐軍的所在地，在炮火聲中渡過了另外的一年才回家中繼承父業，經營咖啡生意。

前年中，忽接一陌生電話，說是我學生，當年他在聖文山小學夜學部就讀，來墨爾本探親，查知老師在此，無論如何想見我一面。我再也憶不起三十餘年前的年青伴子了，難為他對師長存有此份心意，就約在龍舫皇宮酒樓相見。到達時，還是學生認出我來，陳年往事對我已如煙似霧，學生郤津津樂道。帶了幾本著作送給他，相信他回返農村，必有極好話題和鄉人傾談了。

越南淪陷幾年，我舉家逃亡定居墨市，已悠悠二十多春秋；當年的張神父也逃往臺灣，健在的話也已八十多高齡了。別後、再沒有機會重逢了。生於亂世，人與事往往都身不由己，這又豈是盛世人所能明白的呢?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於無相齋；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