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三人行》的文章談到關於“對接”的問題。他們都是文章高手，我也一向關注他們的文章。關於“對接”的問題，他們發表了深刻、中肯的見解。我也想就這個題目發表一點意見，與他們，也與各位讀者，共同探討。

首先，我對於“神舟”與“天宮”成功地實現對接，感到由衷的高興。近十幾年來，中國的航太事業一步一個腳印，扎實而又穩妥地前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豐碩成果，讓全世界矚目，也讓全世界的炎黃子孫感到驕傲。

他們的文章大部分的篇幅談到中華民族與西方文化上的“對接”。我也就這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自從明朝末年西方文明傳到中國，更後來西方一個莞爾小國竟然把我們天朝大國打得大敗。打這一來，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對接”這一問題，就成了國人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其中一個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的人都患得患失，把他的主要的關注力集中到了這一“對接”的過程和“對接”後的結果，對於自己“權”和“錢”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分三六九等，地位千差萬別，自然就尿不到一個壺裏去，於是就不可能形成一個全民統一的意志，於是這件事就不能順順暢暢地做下去。

也有“對接”得比較好的地方，或是領域，這其中一個領域就是科技領域。科技領域接軌得比較好，是由於科技與各色人等的利害關係不大，所受到的干擾比較小。原來我們落後，落後就學，百分之百地學，不折不扣地學，徹頭徹尾地學，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大踏步地趕了上來。儘管許多領域還比較落後，那是由於別的什麼原因，比如文革的干擾，大學竟然停辦十年導致人才嚴重斷檔等。但是涉及到科學的規律本身，以及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理念、思想等等，我們與西方已經沒有任何一點的區別。其實科學就是科學，作用力就是等於反作用力，火箭就是要向後噴汽才能獲得向前的速度，這是定而不可移的。你想鼓搗出個自己的特色來都辦不到。

一個“對接”得不好的領域就是中醫。這原因就是與一些人的利害有關。首先這是一個很大的產業，很大一批人在以此為生。筆者認為，中醫是中華民族一筆寶貴的遺產，有很多精華，要繼承它，但更應該用西醫的方法去研究，去梳理，去改造它。與西醫接軌，是其唯一的出路。強調自己是另一個不同的科學體系，是自己斷絕了自己發展、前進的前途。任何一個科學研究的物件（比如人），絕不會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科學體系。假如中醫是一個科學體系，那麼蒙醫是不是？藏醫是不是？印度醫、波斯醫、奧斯曼醫、阿拉伯醫是不是？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的原居民又有多少個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

還有一個匪夷所思，讓人笑掉大牙的事實是，今天任何一個十分高明的中醫師，都不敢說自己的水準超過2000年以前的華佗，超過3000年以前的扁鵲。這反過來又十分明確地說明，中國的中醫兩三千年都沒有太大的進步！這究竟是為什麼，國人不該好好地想一想麼？

分歧最大的是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實際上，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正在實行著最激烈地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這實際上是一個激烈地與國際的社會政治制度“對接”的過程。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一種封建的君權制度。其權力結構由皇帝到宰相到六部大臣再到州、縣地方。在這一權力結構鏈中，皇帝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顯然，這種制度具有百分之百的中國特色，可很明顯的是，這種制度已經成為中國向現代化強國邁進的絆腳石。

於是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社會進步人士紛紛致力於中國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改造，設法與世界上先進的制度“對接”。

一是由康有為、梁啟超最早地提出後來又由其他人主導的改革方案。這是一種不改變君主的體制，只是通過立憲削弱君主權力逐漸實行民主共和的方案。如果沿著這條路走過來，今日中國當是另一番景象。可惜這種逐漸變革的方案由於孫中山的攪局歸於失敗。

第二種變革方案以孫中山為代表。這一方案最大的特點是實行劇烈地變革，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前政權。後來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舊政權是讓他推翻了，可他根本就沒有本事迅速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新政權。結果是中國陷入幾十年的混戰！

孫中山的變革還有一個小的地方值得注意，即是他仿照著西方的“三權分治”搞了個“五權憲法”，即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又加上考試與糾察兩權。以示不同於人，具有自己的“特色”。這純屬畫蛇添足。學就光明正大地學，非得搞點自己的小花樣，也看出孫中山的小家子氣。

第三種變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也是以革命為手段的變革。但由於這一革命發生于軍閥已經混戰了十幾年，國家仍無望統一的危急時刻，因此這一革命比起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有更大的正當性。這一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統一而又強大的中國。

在建立一個怎樣的政權，也就是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政治制度問題上，毛澤東以極大的氣魄，全盤地學習蘇聯，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管它是誰的，好的就拿來，就是我的！這種勇於學習外國的精神值得敬佩。

當然這種制度，以及在這種制度下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出了很大的問題，以至於國家到了破產的邊沿。而最早實行這種制度的蘇聯，更落得解體的下場。

於是出了個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是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以來最成功的社會變革，也是最為成功地與世界先進制度的“對接”，也叫“接軌”。

現在中國在三個不同的地區實行著三種不同的制度：一個是在香港，實行的是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一個是在臺灣，實行的是孫中山Copy的別人的，只是比三權又多了兩權的那種制度；一個是在大陸，實行的是最早從蘇聯學來的，之後又經過鄧小平改革的一種制度。這三種制度都沒有一點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特色，都是從西方或蘇聯的制度演變過來的。

這三種制度還在演變的過程中，三種制度必須相互“對接”，也要不斷與世界上先進的制度“對接”。

                                  2011年11月7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