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溯源
大千世界，萬事萬物，互相對立，又被此共存，對聯便是文字領域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對聯，雅稱為楹聯、楹帖，俗稱對子，又叫聯語、聯對、桃符、駢語、對賦、對錦、對語等等，不一而足。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聯被視為騷人墨客酒後茶餘的文字遊戲，屬於雕蟲小技，因而一直被人們拒之于文學殿堂的大門之外。無論是官修正史，還是詩人詞家結集作傳，均不涉及，就是現在當代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亦沒有隻字提及。對聯這朵文學園地的奇葩長時間被文學界冷落，沒有給予其應有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偏見。雖然對聯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只有在野史、雜談、附錄中才可覓其蹤跡，然而她以其獨有的風騷和魅力，千百年來頑強地與其他姊妹文學爭奇鬥妍，終於贏得了自己應有的一席之地。
對聯起於何時，沒有史籍記載，不能有確切的說法，我們從古籍中溯源推測，尋找其源頭，還是端倪可察。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距今2500多年，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作品。《詩經》裏的民歌作品，大多是四言對句，如，《小雅·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優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已經有了對仗句，有韻腳，可以琅琅上口。《詩經》對楹聯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諸子百家的學說，為楹聯提供了相應的理論基礎。老子《道德經》中：“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是哲理對仗句，也可謂對聯的雛形。
《幼學瓊林·天文》：“日為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已經對仗得比較工整了。
《離騷》中雋永的對句，為對聯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社與芳芷。”
唐朝初期王勃的《滕王閣序》是一篇比較典型的駢體文，前後語句完全對偶，沒有對偶的，只有“嗟乎”、“所賴”、“勃”、“嗚乎”、“雲爾”九個字。現在錄幾句於下：“遙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淩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
唐杜甫絕句：“兩個黃鸝嗚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首詩是兩副工對，傳唱千年，燴炙人口。
唐代出現的格律詩七言、五言八句中間的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必須是兩副對聯。這也助長了文人製作對聯的關注和推廣。
1400多年前的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間，周嗣興編撰的《千字文》中不少四字句結構巧紗，對仗工整，如，“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昆岡”，“渠荷的曆，園莽抽條”，“矯手頓足，悅豫且康”，“稽顙再拜，悚懼恐惶”等句，不僅句式、詞性、句子成分對應，連平仄也是嚴格對仗的。
漢魏六朝的辭賦和駢文，為對聯提供了典範和楷模；唐宋文化為對聯的產生創造了基本條件，所以，到了明、清時期，對聯便以其誘人的姹紫嫣紅而享譽文壇，令世人刮目。
至目前止，學術界一般認為，五代十國後蜀國王孟昶（919—965）所作的春聯“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為中國第一副對聯。此說曾有人提出質疑，史料表明，此前已有更早的對聯出現。宋僧文瑩《玉壺清話》說，後唐范質曾在素扇上題過“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史家們所以將孟聯定為第一聯，有人說是基於迷信背景，因中國人最迷信因果報應。西元960年，後蜀國為大宋所滅，蜀主孟昶降附。因上聯有“納余慶”三字，恰好宋臣中時任成都府知府的就叫呂余慶。下聯中“長春”二字又恰好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生日。於是星相家、巫士神漢一致認定，這是應驗了那兩句讖語，宋滅蜀乃天意所為，因而定孟昶聯為第一聯。這當然是一種巧合，卻被政治所利用。
二. 奇葩綻放
宋元時期，對聯作為一種閒情雅趣，受到上層統治階層和文人學士的青睞。宋真宗趙恒曾把當時傳誦的十聯詩句書在屏風上，經常吟誦。宋神宗熙寧三年（西元1070年），韓絳出任陝西宣撫使，當地太守送他一副對聯：“文價早歸韓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聯中韓吏部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
對聯的創作和運用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方方面面。上自帝王后妃，下至文臣武將，黎民百姓，都以能吟聯作對為生活中的一大樂事。文人學士相聚，飛觥遞盞之餘，用它題贈酬唱，詠物抒懷；人民群眾在日常交往中，用它祝壽、賀婚、致哀；商人賈客用它招生意，吸引顧客。風景名勝地，寺宇道觀中隨處可見那蒼勁有力，翰墨飄香的楹聯。啟蒙的私塾中開有專門的對聯課，甚至村婦、稚童、翁嫗們也津津樂道於對聯句子。
對聯在普及的同時向理論的高度發展，明清時代出現了一批撰聯高手和理論專著。據不完全統計，明朝出版對聯專著數十種，至清朝更達二百二十餘種。重要的理論著作首推清人梁章钜父子的《楹聯叢話》、《楹聯續話》、《楹聯三話》，粱恭成《楹聯四話》。最近有關對聯的專輯專著如雨後春筍，異彩紛呈，大部頭的要數裴國昌先生主編的《中華楹聯大辭典》，該書收錄古今各業對聯十萬餘條，是一部對聯總匯全書。
（本篇為拙作《對聯》的姊妹篇，該文曾刊載於2008年6月《華頁》。）
本篇完稿於2009年6月14日奧克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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