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歷史人物就要永遠接受人們的評價，有人罵，有人捧，這很正常。一段時間內評毛被認為“惡毒攻擊”“罪不可恕”的政治桎梏正在被打破，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真正進行客觀，認真，科學的研究的人，儘管不少，若與罵的人和捧的人比起來則少多了。除了個人感情因素外，原因之一是罵和捧都不用費力氣。
前不久讀到一篇文章，對評毛中的“三七開”提出質疑。提出質疑完全正當，而且也確有質疑的餘地，四六開，五五對開，甚至倒三七開，都值得探討。但是作者對“建國有功，治國有錯，文革有罪”的提法，作了全盤否定，筆者在這裏也來一個質疑如何？
按照《質疑》作者說法，毛在建國過程中作為領袖毫無功勞可言，理由是他只是許許多多戰士中的一員。如此說來，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是士兵浴血奮戰的結果，華盛頓憑什麼有功？中國在1911年推翻滿清統治，武昌起義時孫中山還在國外，憑什麼尊他為中華民國國父？
本文的題目比文揚在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時（2006）寫的《評毛之難》多了一個字：易。因為文揚的文章只考慮了評毛的難，沒考慮評毛的“易”。他說：“從動員第一個鄰居開始，直到把整個國家建立起來，再讓這個國家成為強國，這其中包含的所有大小事情，就是毛當年走的路的總長度。只要不是無知或故意，都會承認：這是偉業。能完成此偉業者必是偉人。”他在文章結尾處寫道：“簡言之，缺乏“境界接近”和“歷史回溯”這兩種基本能力，無論裝的多麼像學者，也仍然勝任不了‘評毛’這項工作。就像缺乏基本登山能力的病人弱人非要攀登珠峰一樣，徒留笑料。”
評毛之難，客觀上最大的難度當然是資料文獻的不全和保密。此外也有主觀上的因素。有兩種人不大可能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一種是“根紅苗正”，深受毛的政策“雨露滋潤”，一路搭順風船的“毛澤東思想捍衛者”，或者說是受益者，他們有一種‘頌毛情結’。另一種是在歷次運動中經受各種磨難，或者其父兄被折騰，家破人亡，至今氣憤怨恨難消的直接受害者，他們當中往往有一種‘反毛情結’。從人性論的觀點看，這兩種人的擁毛和反毛都有其道理，都存在感情因素。前者自不待言，對後者來說，毛和共產黨折騰了人家幾代人，還不讓人家出口氣？
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評價，恐怕要幾代人的努力，這是有價值的。事實上，中外許多人都在積極地工作，其中客觀的分析是關鍵。筆者才疏學淺，自知沒有資格躋身評論者的行列。還是先聽聽別人的意見，首先聽聽中國以外的人士的意見，他們中有以上兩種絕然不同的經歷的人不多。
定居美國並娶了白人為妻的原國民黨退休軍官黃仁宇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底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大歷史》，三聯書店）。《大歷史》的”眼光其實是一個需要寬容的眼光，並且是完全撇除了個人恩怨或道德情緒的眼光，是一種徹底獨立客觀的判斷。
美國學者·特裏爾說，如果毛想過中國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過，但他沒有，他的生活水準甚至不如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想想看，今天中國的一個縣長甚至是鎮長過的是什麼生活。在中國革命中，毛主席家裏犧牲了7個直系親屬。他去世後，也沒有什麼物質財產留給後代，如今他的兒女都是靠養老金過活，他的女兒李納甚至連病都看不起。（特裏爾：《毛擇東傳》）
毛澤東讓西方丟盡了臉。越戰時期，毛對美國說：“你們的陸軍不能越過17度線”，美軍自始至終沒有越過17度線。
美國總統福特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澤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福特又發表聲明說﹕“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說：“毛主席是改變世界事態進程的一位歷史人物”。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聲明說：“我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說：“毛主席作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業績”，副首相、後來的首相福田糾夫說：“無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份的”。
或許，這些溢美之詞，可能隱含著某種趨時的傾向。但是這也屬於評毛的言論是肯定無疑的。這些重量級的政治人物畢竟是有思想有頭腦的。
現執教於耶魯大學的著名學者邁斯納（Maurice Meisener）,在風雲變幻的學術潮流中，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忠實於自己的學術立場，拒絕與“時髦”的流行觀念認同，仍然持續著自己的研究思路，展開對“後毛澤東主義”的研究。邁斯納堅持認為，以往學術界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存在誤解和偏見，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和中國人求強求富的急切心態有關。他指出：“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言論都是在文革之後發表的。也就是說所有的言論已經考慮到文革的嚴重後果和毛在文革中的錯誤，或者說“有罪”。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文革有罪論”基本可以成立。問題是這種“原罪”的歷史社會背景和根源何在。挖掘其根源才是研究和評論的目的。評罪的時候，沒有必要抹殺其客觀存在的功。
中國學者的毛澤東研究，往往難以擺脫自身經歷、個人感情以及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再加上對當代政治學理論的欠缺，尚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能把毛澤東放在人類思想大師的高層次中加以研究。史華慈傾數十年之精力，從事于政治思想史意義上的“毛澤東—盧梭”的比較研究。他認為，這兩位巨人的政治思想都對人類的政治知識和政治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方毛學的發展向中國國內的毛澤東研究者，在新的層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The Mirror》）。
中國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東亞病夫，在毛澤東主政期間，快速實現了工業化，有了兩彈一星，洲際導彈。中國已擁有最現代化的交通航運網路。孫中山的實業計畫遠景規劃要修建碎石公路160萬公里，鐵路16萬公里；今天中國擁有鐵路76600公里（不包括2008年到2009年修建的）其中約三分之二是建國後修成通車的，時速250公里的高速列車分佈全國，某些發達國家也落於其後；而公路總長度已達到200萬公里，根本沒有碎石公路，而代之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長度居世界第二，明年有望居世界首位。到1999年全國有967條民航航線，264條國際航線。更有趣的是，海外有人稱“國父的實業計畫，由中共完成”。中國的軍事強國的地位無人敢否認。若非如此，西南邊陲那條“麥克馬洪線”早已守不住；北部邊疆的黑匣子島雖然只拿回來一半，畢竟主航道在手。西方政要都不否認世界重大事務沒有中國的參與就解決不了問題。世界金融海嘯中，美國最害怕的事情是中國拋售所持的美國國債，薩科齊在中國訂單的面前泄了氣，乖乖道歉。這些事實依然與毛推行的政策有著聯繫，因此“建國無功論”可能沒有多大市場。當然，若不是由於毛的“治國有錯”和“文革有罪”，今天中國人會活得更快活。
毛澤東在治國中的錯誤，已無原則上的爭論；在文革中的有錯誤有罪責，將由歷史來證明，並不取決於人們的思想感情；毛澤東在建國中的功績，當然也應給予客觀的認可。在這個問題上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和有害的。
評毛難，頌毛和罵毛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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