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讀了南太井蛙和陳立偉二位論級別的文章。南太的文章對中國社會的級別的弊病，荒唐，作了剖析和鞭韃，甚為深刻，且帶著一種無奈。而立偉兄則認為級別有其存在的必要，本身並非壞事，並對中國政界的級別作了介紹。但是二者都認為級別不應到處套用，更不應為追求級別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乃至敗壞社會風氣。筆者曾寫過一篇文字，論及當前中國社會連有些幼稚園稚童，小學生，也滿腦子級別思想。幼稚園按老師每天授予若干紅星知多少論級別，小學生更以膀子上的臂章上的紅杠杠之多少論級別。
級別之盛行，古已有之。官員從一品到七品。七品芝麻官，是最低的，可見也不過七個等級，那時士農工商，士列第一，是講級別的，秀才，舉人，進士，就算到狀元（仍屬進士範疇），也就那麼幾個檔次。而農工商儒釋道是不論級別的。也可以說，在朝有級別，在野無等次。
不料後來論級別之風刮到城市鄉鎮村落。若干年前，某省報（報紙也是有級別的，省報者，省委之機關報也）登出一篇報導，慨歎級別之怪異。該報導稱東北某村中，人各有銜頭，如李書記，張支委，王村長，朱會計，黃治保主任，丁婦女委員，周助理等。後來竟稱某人為趙黨員，蓋因其雖無官職，亦非白丁百姓也。更有奇者，後又有稱某君為吳積極分子者。這裏積極分子，非泛指積極從事某項事業如掃盲，教育，防災等活動者，而是村民覺得吳某是填過入黨申請書的人，被黨組織稱為積極分子，入黨已是早晚的事，應予尊重。
民國時期，官場也是級別繁多且森嚴。根據《中華民國公務員制度》，除省市廳局首長外，其餘均為“事務官”，分為特任，簡任，薦任和委任等四類，每類又分十八個等級，將一應吏胥包羅在內。按《制度》規定事務官之任用均需經過考試，故設立“考試院”，但並未嚴格執行。目前中國行政官員的級別劃分與此亦頗類似。但是以往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只有行政官員有級別，而商人是不講級別的。觀之今日中國社會，中國工商聯的理事，主席，都是官職，民營企業家可兼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主席和地方政協主席分別是國家和地方領導人。不僅商人有了等級，宗教界也有了等級。曾有報導和尚有科級和尚與處級和尚之分。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德高望重的趙朴初居士，起碼是部級官員了。
工程師本來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一種職業。八十年代，隨著國家建設發展，工程師越來越多，似乎不值錢了，就把工程師這個本來是社會分工的職業官員化，分為高級工程師與低級工程師（一般不這麼叫，但按相對論原理，有高級必有低級），工程師是科級，高級工程師是處級。只要沾上這個“師”字，便有某種好處，於是有了“政工師”，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書記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但書記們還是要設法弄得個政工師，高級政工師的“名分”。須知一旦書記不當了，這政工師也是一種級別，還可以派點用場的，例如分配住房。當然因貪腐違法被查處者例外。
筆者是一名翻譯工作者。對這個師字很感頭痛。會計師和會計員，在英文裏是無法分清的，人家也不分，而中國人就要分統計員和統計師，護士和護師，設計員和設計師。這也是級別觀念作祟。
正當而嚴肅的級別是必要的。然而級別的畸形盛行，有許多負面效應。目前中國的學術腐敗，剽竊抄襲，弄虛作假；各項工作中的急功近利，無不與盲目追究求級別有關！從根本上說，一個處處事事講究級別，特別是人員級別的社會，怎麼談得上平等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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