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爽老師的電郵中得知郝教授去世的消息，還沒來得及消化這個噩耗的意義，就帶著一腔著沒能見上最後一面的遺憾和又失去一位文化人朋友的痛心，與金曉泉教授一起，直接去了設在Howick的靈堂。
上前見 了音容猶在、清朗如常的郝教授，鞠躬道別，然後退下來向家人親友致哀。令我深感觸動的是，郝教授夫人董老師和幾個子女在賓客們面前一致表現出來的輕鬆和恬 淡，我們一起聊起逝者的病況和他最後的日子，交談中幾乎沒有沉重，董老師依然邁著輕盈的步子，女兒女婿們依然保持著得體的微笑。
當然這是有意為之，沒有人不會因為失去生命中的摯愛而悲傷欲絕，但他們卻把內心深處的悲慟壓住了，藏住了，他們不希望讓自己家庭的悲痛影響到別人，他們一邊接受著人們沉重的致哀，一邊主動解開人們哀慟的心結。
我心中明白，這就是郝教授的意願，我甚至聽到了郝教授臨終前的囑託，他要求家人們這樣做，他堅持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遺體火化。
我甚至看到了郝教授一路微笑著乘風西去，他要求家人們像他一樣微笑著送他，他同時也希望所有來送行的朋友們也都像他一樣微笑著送他。
在我印象中，郝教授總是微笑的。
我與郝教授的相識，始於五年前的一次餐聚。我當時在中文先驅報任總編，奧克蘭很多人都是先讀過了文揚在報上的文章，然後才見到了作者本人，郝教授也不例外，見到我時，也是那樣的一個驚喜的神情，微笑中夾雜著探究：文揚就是你嗎？
僅此一個初次印象，就足以讓我對郝教授心生敬意了。我來奧克蘭時間並不長，而且編報紙寫文章這個事對我來說也是臨時改行，用時髦的詞說，就是“山寨版”，用江湖的話說，就是“野路子”。面對郝教授這樣一個南開大學中文系的資深教授，我是生怕被踢出山門的。
記得當時一起吃飯的，除了郝教授之外，還有鄧榮進教授、鄭成美老師、孟芳竹小姐、汪小梅小姐等，從那次之後，我與大家都逐漸成了好朋友。
印象最 深的，是我在郝教授家裏兩人進行的學問上的對話，我與郝教授最大的共識，就是關於漢語語言本身的泛道德化特性，也就是褒義和貶義的詞語太多，不帶道德判斷 的“中性詞”太少，結果從學生們開始學習中文語文，就受到這種不利影響，在小學作文裏就學會用成語罵人和捧人，唯獨不會客觀理性地分析判斷事物。
這樣的交談，教益頗大，正是長輩們深厚的學識功底和敏銳的眼光，讓我在寫文章時有了一個無形的督導者，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落筆之時，總是會被這樣的念頭所控制：郝教授們在看著。
郝教授也的確一直在看，有時正好見了面，他會對剛剛發表的一篇文章做幾句點評，有時就直接通個電話，發個電郵，討論一下。記得有一次，郝教授委託別人轉告了他的意見：告訴文揚，他上篇文章中的那句……，很好！
新西蘭 華文文化沙龍成立之後，郝教授也自然成了每週沙龍通訊電子郵件的接收人之一，但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郝教授不大會很積極地在沙龍這個園地中發表文章。他一如 既往地耕耘著“若缺”的自留地，背後是他一如既往的信念：思想和文化內容，才是文化人真正的著力點，除此之外的花架子，多了無益。
但是他 並不是漠不關心這個實驗性的文化團體，從交談中我得知，他會閱讀沙龍通訊，也很瞭解沙龍的活動。令人遺憾的是，郝教授生前最後一次對沙龍發表意見，卻是一 個無情的批評：“我不想再收到這樣的資訊，請不要勞神再發給我！”我在沙龍的郵箱中看到了這封短信，也看到了本屆沙龍主持人范士林先生的回復解釋，深感自 責。郝教授短短兩句話，是失望，是生氣，像是一個原本寬厚的老師，面對上課胡鬧的學生，終於失去了耐心。
這封電郵是在12月8號寫的，是在我們與郝教授永別之前短短十幾天，我本來是要打個電話給他老人家的，但又想，等事情處理好了之後也許就不必再提了，因為郝教授的本意一定是：這樣的事連提都不要提。
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就這樣永遠留下了，我的確後悔沒有打這個電話，我本來可以只是像平常那樣道個平安，聊聊家常，就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
好在，我相信郝教授是寬厚的，他微笑著走了，他用他的微笑減輕了我們的遺憾，他就像是在說：我沒有走，你們不用太惦記，我一直都在，你們和我說話我都聽得見，你們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去吧，繼續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也還是董老師和家人們的意見，勸阻我們不要再送花圈了，他們說，等到假期過後在報紙上開個專版，大家就用文章代替花圈，也算是文化人的特有方式。
我深深理解郝教授家人內心的哀痛，我更深深敬重他們考慮別人重於考慮自己的一貫家風。
郝教授，一路走好！董老師及家人，多多珍重！
200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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