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发表了王晨、张天来写的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流水行云，真是弹指一挥间！1980年，至今竟已过了二十六年！该文两位作者，不知近况如何？不知是否还记得他们当年激情？至于一些传媒近年来的状况，相信海内外的读者都心里有数……且不管这些，且让我们刻下的心思，只集中在遇罗克一个人身上。1979年，〈划破夜幕的陨星〉发表一年之前，遇罗克案件刚透露出来，尚未正式平反，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很多人都在读他的文章，传抄他的日记和诗作，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当时，面对被惨遭杀害的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全国亿万民众曾经何等悲愤！曾经何等痛惜！曾经何等深思！如今呢？据说时代不同了，遇罗克这种人物已成为历史，并大可以在历史中湮灭……

遇罗克，你难道就这样命中注定，就这样无可奈何，只不过是一颗过早陨落、只不过一闪即灭的流星吗？！

遇罗克遇难，年纪轻轻只有二十七岁，是1970年3月5日，至今更是过了三十六年了！

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暂且回到那些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年月吧。

一

1966年，在所谓“红八月”中，北京市最早掀起一场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的狂风恶浪，几个星期之内，单单在这么一个城市，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超过三万三千户被抄家，超过一千七百人被活活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而死。这就是那帮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杰作”！（他们后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而这“英雄业绩”得以成就的指导思想就是他们视为通灵宝玉的“血统论”。

当时有一个“红对联”事件。那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封建“血统论”——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说，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陈伯达貌似公允实质却是煽动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讲话一出，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观念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自为“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者，并把其它人视为“黑五类”——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者（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在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及其附属中学以及其它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建议，提出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要写进中共党章和法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谭的讲话被翻印了数百万份，几乎传遍全国，流毒深广，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于是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而且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吶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志士仁人。现在，遇罗克，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响应了。他认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

1967年1月18日，打着“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旗号（希望这能对打砸抢的“联动”分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引人注目发表了遇罗克这篇〈出身论〉。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继续作出一针见血的系统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因发表惊世骇俗的〈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份小报，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十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这张小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卖到两三元，或者要用好多份其它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

二

可是，等待他们的是厄运。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样，〈出身论〉立时便被置于死地。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大声地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很干脆：“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遇罗克受尽了那个时代所司空见惯的摧残和虐待。有时每天都押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扔上汽车。被当兵的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脖子上还要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脚镣粗糙不平，铁圈上的毛刺把脚脖子刮得鲜血淋淋。遇罗克回到牢房偷偷用布缠上，而每次看守见到就要扯下！

遇罗克一直坚强不屈。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

“文革”研究者发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遇罗克在自己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

遇罗克对张郎郎说出他心里的想法：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张郎郎，同上）

遇罗克付出代价的时刻到了。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之前，遇罗克曾经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但等到母亲好不容易把新背心送到监狱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那天，他就是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再回溯到六年前，1964年初，遇罗克曾作过两首诗词，题为〈游仙  咏香山鬼见愁〉的一首云：

巨石抖，欲把乾坤搂，千古奇峰人共有，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山下渺渺茫茫，来路崎岖征路长，那堪回首眺望。

另一首为〈无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这是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他准确地预测出“来路崎岖”而且“路亦迢迢夜亦长”；但这是一条“征路”，他“欲把乾坤搂”。而现在，一切都作了一个了结——他已经走完他的路了。

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一篇文章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难以重判，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在北京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一共二十四卷，这就是遇罗克的全部“罪证”。

三

这位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写出〈出身论〉的人就这样离开了世界。“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遇罗克无法见容于这个社会，当然还不单单是因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

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同时又是在毛泽东的绝对神权威慑着几亿中国生灵之时，中国人发出的第一篇革命檄文。遇罗克不同凡响之处是看到了“血统论”背后的“阶级论”。毛泽东的所谓“阶级路线”，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是团结队伍、夺取政权的有力保证；在掌握了政权的和平年代里，就成了统治集团用来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后代去“名正言顺”地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封建”手段了。（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中央，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那些“联动”分子曾经大为欢欣鼓舞。他们感动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在〈出身论〉中，遇罗克以种种论据一层层剥开“血统论”的反动和荒谬的实质。当然，如论者所说，在当时政治环境里，他只能把话说到“不好”的出身并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变坏，却不能说这种出身带来的压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为叛逆。他甚至还必须用毛泽东本人的论点去批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造成的“血统论”。但是他实际上却又比单单批判毛泽东走得更远。他向全国受压迫者发出了革命的号召。在〈出身论〉的结尾处，他写道：

“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由谁来解放呢？被压迫者必须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的恩赐，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人们觉得，中国的遇罗克，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1963年8月28日，三十四岁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林肯纪念堂前，面对二十五万听众，发表了一个震撼美国、震撼世界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岐视，要求种族平等。他一贯主张非暴力主义，但仍多次被捕入狱。1964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3月，他组织“贫民进军”；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斐斯市领导罢工时，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而逝世。金的遇刺触发了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巨大风暴，在全美及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从1986年起，美国政府法定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全国纪念日”。美国人，包括全体白人，至今都以拥有为人权而奋斗、牺牲的马丁.路德.金为光荣为骄傲，年年纪念他，把他的梦想愿景，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融化到美国社会理念中。马丁.路德.金这篇题为〈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更成为惊天地泣鬼神、气贯长虹的千古美文，响彻寰宇，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

当年也为“老红卫兵”一员的张承志（“红卫兵”是他起的名字，最早用作他及同伙写大字报的笔名）万分感概地说：“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环)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当年，北岛写了一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的诗，献给遇罗克：

…………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后记：本文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写于2006年5月。有一段前言

四十年前，毛泽东及其同伙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浩劫中，两千万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一亿人遭受政治迫害，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高达八千亿人民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连人类公认的准则、文明、道德、人性，也被摧毁被扭曲了——这又是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对中华民族的创伤。这十年所发生的种种，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夜的恶梦一般，无不在一个个如我一样的“文革”经历者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颤栗与伤痛。

此时此刻，我特别敬祭那些在文革中（也有在文革之后）惨遭杀害的思想者。有名的，无名的，他们不可计数，此文只能参考各种资料，略微描述几位。他们珍贵的思想犹如沉沉黑夜里一星半点火种，来不及发光发亮，却被凶恶的政治势力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扑灭了。他们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见证了文革的罪恶，专制制度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