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何与怀本来应该在1994年新加坡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就认识的。那次的与会者通讯录上就有“何与怀”的名字，标的是“纽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博士，纽西兰公民，纽西兰中华联合会会长、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监事”。他准备宣读的论文是〈阿城的笔记小说〉，但不知何故，最后他没有出席研讨会，我与他也就擦肩而过。
但有缘人总是会见面的。2009年5月我应邀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参加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年会，在会上意外地见到了何与怀博士。虽然我俩的见面推迟了十五年，但冥冥之中的缘分是割不断，抹不去的。在主办方安排游览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时，我与何与怀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得以有机会畅聊，聊得十分开心。不知这算不算上帝的弥补？
我注意到时隔十五年的何与怀身份变了，不再是纽西兰的作家，而是成了澳大利亚的作家。原来何与怀从奥克兰大学博士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了两年，最后又因工作移居澳洲的悉尼。
2010年1月，我应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邀请，去新西兰奥克兰参加他们的年会与研讨会，再一次见到了何与怀，而他则算是故地重游。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更何况我们是同道中人，是有共同话题的人，我俩俨然成了好朋友。
自与何与怀认识后，我们有了电子邮件的往来。我陆陆续续拜读了他几篇大作，加之听了他几次发言，我由衷感慨：不愧是博士水平。何与怀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纵观全局，以一个独立研究者的身份与视角，不受功利的诱惑，不看权威的眼色，归纳总结，条分缕析，写出自己独家的研究成果，写出自己对华文文学的真爱与探求。如果给何与怀定位，他首先是学者，再者是作家，并且还是个社会活动家。
今年上半年，我收到了何与怀发来的《他还活着  澳华文坛掠影.第一集》，因为忙，直到近日才抽空全文拜读。读罢其大著，我至少有三点收获。
一、信息量大，藉此知道与了解了藏龙卧虎的澳华文坛的诸多人与事；
二、通过这些文章，一叶知秋地知晓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历程；
三、感受到了何与怀博士的学养与视野，了解了他的勤奋与敬业；见识到了他的胆识与执着。
我在读着这一篇篇写人写事的文章时，自然而然冒出了这样一联：“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诚哉斯言。我还记得有位大儒说过：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他的为人与水准。在何与怀的笔下，有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有重情重义的诗人许耀林，有多才多艺的教授兼诗人庄伟杰，有宝刀不老的著名诗人冰夫，有澳华文坛传奇人物武力，有四川才女胡仄佳，有擅长爱情题材的专家型女作家张鸣真，有长篇小说女作家曾凡，有澳华文坛德高望重的诗词大家赵大钝，有率真而坦诚的古典诗人彭永滔，有女书法家梁小萍，有涉及多种创作的文坛领军人物黄雍濂会长，有学者型文学活动家辛宪锡教授，有英年早逝的作家毕恭，有著名画家、散文家郁风，有前辈诗人学者刘渭平教授等等。其中像梁羽生、郁风、冰夫等在中国大陆早就名声赫赫；还有像庄伟杰、许耀林、黄雍濂、武力、曾凡等名字对我来说也算耳熟能详。至于像辛宪锡教授、刘渭平教授等虽说名字陌生，但读了何与怀博士的文章，我立马对他们肃然起敬。我知道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小说学会在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地位，辛宪锡教授作为创会者之一，当然是功不可没；而刘渭平教授作为开拓澳洲汉学研究的功臣，作为“书写澳华春秋第一人”的学者，在澳华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作为后学，我即便没有见过他们，心中也有了他们儒雅的形象。
在这多篇写人的作品中，印象最深分量最重的应该是关于梁羽生先生的那两篇。倒不是梁羽生名气大，就拿梁羽生来说事。名大名小只是原因之一，最关键的是何与怀占有不少是第一手资料，是鲜为人知的细节。梁羽生仙逝后，大陆媒体也发表了不少悼念文章，但说句不恭的话，抄来抄去，炒来炒去的居多，无非是在网上下载些相关资料，再加加工而已。而何与怀的文章，扎扎实实，汪洋恣肆，人物有血有肉，资料翔尽充实，观点鲜明个性，论证有力有节。印象颇深的是如何与怀披露：梁羽生曾笑言，人类的三大杀手他全缠上了：癌症、心脏病及糖尿病，屡受病魔袭击，却逢凶化吉，险关一一度过。故梁羽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福之人。梁羽生还说：老年人要拥有“三老”才会幸福，第一，有老伴；第二，有老友；第三，有老本；梁羽生庆幸自己这“三老”都拥有了。还有像梁羽生大去前不久，澳洲文化界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关于这，大陆的读者就知之甚少了。像这一类说词与细节，如果不是与晚年梁羽生有过交往，亲自采访过，光靠道听途说，是很难写得如此翔实，如此栩栩如生。要知道，梁羽生从香港移居澳洲后，在澳洲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几乎是隠士式的生活。正因为梁羽生远离名利场，知道他近况的寥寥，故有关写梁羽生的文章，二手甚至三手的远多于一手的。在这种情况下，何与怀写梁羽生的评论和悼念文章显得与众不同，弥足珍贵。在网上，众人点击；在纸质媒体，多处转发，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读者从内心感谢何与怀博士提供了梁羽生如此全面的信息，以慰“梁粉”之心。
我因为担任多家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被邀请去讲课。九十年代时，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在大陆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有的中学就指定我专题讲解武侠与言情小说。我几乎不看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也仅知之皮毛，纯一个门外汉，这就逼得我去看一点这方面的作品与相关文章，赶鸭子上架地撰写了一篇万多字的讲稿，还大言不惭地讲了好几个学校。要是当时就能读到何与怀写梁羽生的这两篇文章，我想我的讲课一定会因此增色，不至于半桶水溢出还浑然不知。
2003年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我主编《中国武侠微型小说选》，我邀约上百位微型小说作家写稿，结果有一半没有完成约稿，弄得我极为尴尬，被逼上梁山的我只能勉为其难自己操刀试写。从来没有写过武侠小说的我，这一动笔竟然一发不可收地连续写了四十多篇微型武侠小说，我主编的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中国武侠微型小说选》，被冠于“中国第一本武侠微型小说合集”，我还写了《武侠微型小说：一种文体的新尝试》的代序。记得我在代序里说到主编这集子的选稿原则：不一定打打杀杀，但必须有侠，侠与义与情不可分割；重信诺，言必行，行必果等等，共有六条。现在读了何与怀文中梁羽生对武侠的一些观点，诸如：“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等等，我举双手赞同。我作为客串写了几篇微型武侠小说的后学，自己的想法竟然与大师的观点相去不远，我真的很欣慰。
我还注意到，何与怀笔下的这些诗人、作家、评论家、画家、书法家都是澳华文坛的一时之杰，都是各领风骚的中坚人物，曾经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大作频频，佳音连连。可惜，岁月不饶人，其中已有多位哲人其萎，凋零飘落，这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何与怀为多位仙逝的文坛前辈与早逝的文坛精英写下情深意重的悼念文章，是在为澳华文坛立此存照啊。如果从经济角度说，写这类文章几乎没有什么稿酬效益，没有多少回报，纯粹是出于文友情谊，出于对文坛的关注，对文学的挚爱。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真诚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如果没有何与怀的这本集子，澳洲以外的读者又有多少人能如此详尽地了解他们呢？这本集子有新闻性，有文学性，有思辨性，更有史料性，对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不可不读。若干年后，这本书的分量将越发会显得沉甸甸，越发会觉得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与怀功德无量，不但澳华文坛要感谢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更要感激他。

写到这儿，我犹豫再三，还是要谈一谈何与怀收在此集子中最后三篇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论稿。其中与陈贤茂教授辩论的那篇，我去年就拜读过了，有些想法，但因为涉及到论战，话题比较敏感，当时没有形成文字，这次再跳过，似乎有负何与怀博士的期望，有愧他对我的厚爱，那就说几句读后感吧。
我的本职是江苏太仓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大陆谓之涉外部门的工作，海外华侨华人乃我的服务对象，加之我又是个作家，因此我对海外文坛就比纯侨务干部多了一份关注，也比一般大陆作家多了一份了解海外文坛的渠道。多年来，我因为在海外二十四个国家与地区的报刊杂志发表过作品，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文学、文化的活动，与台港澳暨华文文学研究界有了这样那样的联系，偶尔也会应约写篇把华文文学作品的评论，属狗尾续貂，应应景，凑凑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了海外华文研究领域的不少重量级的人物，如饶芃子、潘亚暾、袁良骏、杨匡汉、白舒荣、刘登翰、黄万华、古远清、陈辽、汤淑敏、施建伟、黄曼君、庄钟庆、蒋述卓、刘俊、曹惠民、朱双一、王列耀、钟晓毅、吴奕錡、于贤德、徐乃翔、方忠、刘洪林、杨际岚等一大批教授、学者。印象中陈贤茂教授也见过一面，只是没有什么联系而已。虽说世界很大，有时又很小，说不定那次会议上又碰面，说人好话，人人爱听，说批评意见，总不中听，说起来我也算个敢说话的人，但毕竟还难以完全免俗，所以说好说孬，不免有些顾忌。我难以做到像生活在海外的何与怀那样想说啥就说啥，直言诤言，这也是我特别尊重何与怀博士的原因之一。
赘言少说，切入正题吧。何与怀的这三篇文章围绕的主题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与定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键是站的位置、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偏差。我不敢说我的观点就一定正确，以我对世界华文文学的了解、认识，我认为：何与怀博士的观点更多地代表了海外作家的想法，特别是说出了已在海外落地生根，融入当地国主流社会的作家的心声，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正统的观点。我们国内有些研究者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原本纯学术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政治高度，在海外读者看来就有失偏颇，较难接受。良好的用心，不一定有良好的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说得严重点，我们国内有些学者的研究有条条，有框框，有思维模式。屁股指挥大脑，在政界有，在文学研究领域何尝没有呢。像我这年纪的，或多或少也受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到海外的侨民，漂流过海，多数是去谋生的，所谓闯南洋；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去海外的，不少是有这样那样政治原因的，他们很多人并不真正愿意离开中国，或想衣锦还乡，或想落叶归根，所以他们很难融入当地国的主流社会。华文文学也是如此。九十年代后，出国风、移民风渐刮渐烈，出国不再仅仅是去打工，去混口饭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文化精英，他们与二三十年代出国的第一代华侨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二三十年代出国的第一代华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而近一二十年出国的知识分子，或办华文报纸，或办华文刊物，或办华文网站，或组织华人社团，包括组织各种文学艺术社团，在当地国发出了华人的声音。据我了解，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侨务政策就有了修改，开始鼓励华侨华人在当地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融入当地国主流社会，参与当地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华文文学也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用心去研读近年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如今这些作品的主题与解放前的已大相径庭，与八十年代以前的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可以这样说，华文文学已逐渐从量变到质变，逐渐走向成熟，自成面目，自成一路。尽管，各国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脉关系，但毕竟不应该视为从属关系。他们是独立、自主、自成体系的存在，有自己的读者群、自己的辐射面、自己的发展脉络、自己的流传走向。
以前，由于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局限，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归类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的社科院、社科联，与各地大专院校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是过渡名称，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随着与海外文化交流的增多，我想已到了把它们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了，这才名正言顺，这个学科才能更好地拓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从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看，今后的世界必定是多元文化多元格局的，各国各地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都应该是并列存在，互相交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不宜武断地提谁从属于谁，诸如组成说、延伸说、派生说、支流说、边缘说等等说法最好不说。而文学中心、文化中心这虽然是客观存在的，而这又是一个变数，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过分地强调中心，以我为中心，有时会有意无意地产生某种误解与伤害，在地球村的今天，在与世界全面交流的今天，我们务必要重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学者也要听听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要听听海外研究学者的意见。作为参考，作为对于习惯性思维的一种碰撞，听听不同的声音应该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不是倡导与时俱进吗？文学研究领域也要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及时予以调整，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
何与怀博士是个真诚的研究者，是个务实的研究者，他对澳华文坛是真热爱，对世界华文文学是真关注，所以才做有心人，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收集资料，积累资料，潜心研究，伏案写作，洋洋洒洒撰写了几十万字，有他的满腔热情，有他的求索精神，有他的真知灼见，有他的独家观点。总之，这是一本有可读性，有收藏价值的好书。何博士把这书定为“掠影之一”，那应该还有“之二”，“之三”，我们期待着。
2010年8月15日于中国江苏太仓先飞斋。
（本文作者凌鼎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文学报•手机小说报》执行主编。215400江苏太仓市政府2号楼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