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卷世界的“佔領”行動到今天也有段時間了。它由美國人搞起來，迅速到達歐洲，到達亞洲，到達南半球。奧克蘭市政廣場也已經被流浪漢、藝人、學生或者別的什麼人佔領好久了。總而言之，大部分城市的“佔領”行動都是平靜的，非暴力的。在另些城市可能就沒有這麼溫情脈脈了。比方，羅馬年輕人拿著汽油瓶扔警車，或者用消防栓砸街邊的玻璃櫥窗。

讀過一些關於“佔領”行動的文章，包括媒體報導，似乎都言猶未盡。人們要麼過高估計它的意義，要麼傾向於把它當作一場鬧劇。的確，沒有具體訴求的運動叫什麼運動呢？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為了反抗殖民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年輕人運動，是為了反抗所謂的資本主義或者逃避主流的。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運動是為了爭取黑人權力及種族平等的。“佔領”行動的目的是什麼？

事實上，一句簡單的“我們是99%，反抗的是那1%”真不算什麼目的。究竟誰是那1%呢，誰又是那99%？誰來給個具體的界線。或許我們都認為自己屬於那99%，到最後似乎也就沒有敵人——所謂的敵人頂多只算個虛無縹緲的代碼。但我們的生活卻是真實而痛苦的。比方醫療保障、學生貸款、孩子教育平等，都是問題，尤其是人們沒有工作而消費透支額卻高漲。這些暗示著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某個糟糕的怪圈。

人們指向了華爾街上的金融家，指向那些符號化的“富人”，因為似乎只有他們是這個圈子裏的絕對受益者。這樣的指向卻是有點心虛的。因為，似乎我們自己也是整個怪圈中不可忽略的一環。我們一直在與某種讓人痛苦的體系共謀，只是今天，這種痛苦似乎已經達到了我們忍耐的臨界點。但總而言之，如果有敵人需要反抗，或許敵人也恰恰是我們自己。

原以為“佔領”行動的參與者都是年輕人。後來發現老人也去，甚至還有小孩。男人女人都在參與著。毫無疑問，裏面有不少視其為提供“樂子”的人——在街頭“合法”住住露天帳篷，體驗一種別致的生活，似乎很不錯。身邊一個洋人同學，直率地說她很喜歡露宿廣場的感覺。你要說她反抗什麼呢？我看她什麼也不反抗。她挺喜歡生活的，能自己動手縫製混搭日本和非洲風格的裙子。

但其中必定也有些熱心參與的人，他們必定是帶著自己的具體問題去的。有人擔心老人福利待遇有改變，有人想出售自己的房子但聽說政府打算對此徵收高稅了，有些國家的公眾則趁機來呼籲點民主權力。誰知道呢。他們有自己不快樂的理由，因此需要籍此來向體系表達自己的感受。

在《暴力的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一書中，沃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區分了兩種暴力：延續法律的暴力和製造法律的暴力。這種區分本質上也沒有什麼新意，前者是體系改良後者是體系革命罷了。“佔領”行動，雖然用上了一個非常革命的詞——佔領——但它卻絲毫也不革命。如果它能算暴力，也頂多只是一種延續法律的暴力。參與者以溫和的方式，比方有意選擇那些帶有象徵意義的場所去展開所謂的“佔領”行動，並對體系中某些問題進行含糊地揭露，希望體系能夠作出良性調整。

毫無疑問，它本身又具有強烈的天真性。試想，你連體系中的問題都不能很清晰地揭露出來——更不用說揭示最根本的問題了——又怎麼希圖得到體系良性的調整呢？在一個叫“佔領研究（Occupyresearch）”的維琪網站上，那些研究者甚至說要徹底告別1%人所用的方法，不能讓那1%的人參與到這些研究中來，要99%的人自己來研究自己的事情，要用能代表99%人的方法來做研究。似乎任何帶有1%色彩的東西都是罪惡的，應該拋棄；而帶有99%色彩的東西就是良善的，應該積極擁抱。這無疑陷入了天真而又激進的怪圈。沒有人能與別人徹底撇清，他們都是一體相連的。就像這個“佔領”行動，要麼所有人都是敵人，要麼就沒有敵人。

當然“佔領”行動根本不可能揭示出體系的最根本問題，因為連那些被歸為1%的所謂“精英”（金融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也不知道問題在哪里。全人類的1%都在尋找烏托邦，由古至今，假說不計其數，沒有一個可以很現實。能夠做的，似乎永遠只有小修小補。改良和革命都是這樣，打破舊的體系建立新的體系，沒有體系能讓所有人快樂，遑論讓人一直快樂。

林中有兩條路，我們永遠只能選擇走其中一條，同時想念另一條。對另一條路的想念，源自於對這條路的失望以及對遙不可及之物的美好憧憬。如果有一天我們意識到了，另一條路也是很糟糕的。我們會如何？我們不會如何，生活仍要繼續不是，因此我們繼續在這條路上往前走。

如果說“佔領”式的反抗有意義，它的唯一的意義似乎只在於它自身，反抗是人們生活態度的表達。我們現在對這個系統感到不快樂了，系統得作出良性反應。怎麼調整，最後還是那1%的人考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