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时从党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全部被打倒，各级政府及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也全部垮台。新的权力机构是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打倒“走资 派”的斗争算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文革”至此是否就没有了革命的对象了呢？非也！千万别低估了那帮文革领导者们的智慧和为恶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在几 乎所有的“当权派”都成了“走资派”以后，又适时地抛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新概念。再在所有的员工中，挖掘“叛徒”、“特务”地、富、反、坏等各种各样 的阶级敌人，并取名叫“深挖、防漏”。

        我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并且背负着如此神圣的革命使命来到了广州。原来我们实验室的主任孙某，解放初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之后被分派到广州海运局，先后 在远洋货轮上任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和轮机长。由于我们所的一套大型的设备结构、系统相当复杂，操作运行又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是新的设备，国内过去没 有曾经运行过这种设备的技术人才。苏联专家说这种设备的操作运行与大型轮船的轮机有相通之处。于是一纸令下，将时在广州海运局任轮机长的孙某调了进来，任 实验室主任。

        本来实验室主任既不是大官，也算不上技术权威。可是由于当时他所拿的海员的保留工资（大约200多元），着实令人眼红。并且作为海员要经常出国，经常接触外国人，这自然就有当特务，向外输送情报的机会。有如此坚挺的理由，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我这次南下广州，便是奉命到他原来工作的广州海运局，寻找他当特务的蛛丝马迹。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州。当然是乘火车，连卧铺车厢也舍不得坐，为的是可以多得几元钱的路途补助。一出火车站，感到广州是如此的漂亮。楼房普遍楼层较高，爱群大厦(当时改名人民大厦)有十几层高。海珠广场有雄伟的广州交易会展览馆。在展览馆的对面，刚刚落成了高度为全国第一的一个宾馆，27层高。这座宾馆还有下面一个趣谈：刚施工时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样板；施工到一半陶铸被打倒，这座建筑又成了陶铸妄图超过北京、上海，在广州搞独立王国的罪证；直至落成，这座建筑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我 们住在沙面上，原来是一个俄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我的伙伴是一个陈姓党员，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党员才能调阅档案。可当时党员数量不多，所以每次外出， 都是一党员一团员搭配。他和我不是一派，他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现在把文革中的坏事统统地扣到造反派的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实际上保守派也不是什么好东 西，其所作所为，与造反派相比毫无二致，都必须遵着相同的最高指示干着相同的勾当。文革中我们两派斗争、对立很激烈，当时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刚刚实现了所谓 的大联合。由于长时期的对立，此次广州之行，我们两人开始都心存芥蒂。可是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发现这位陈姓党员，还是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我们除在本单位 的事情上仍严重对立以外，对国家，对文革的整体看法竟是惊人地一致。慢慢地我们也拉近了彼此的感情，双方也能吐露一点心声，说一些稍微出格的话。

        因为是元月份，那些天广州又阴雨连绵，天气又阴又冷。我的陈姓同伴穿了一双厚袜子，洗了后凉在室内一个星期也没干。而广州的市民，都把洗过的衣服穿在竹竿上，太阳刚一探出云头，家家便立刻将一根根红红绿绿挂满衣服的竹竿挑出室外，成为广州街头的一大景观。

        在 广州的几天，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大约是我们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广州街上出现了大量的群众游行的队伍。这次游行，一看就是奉命游行，跟一、两年前打派仗游行 时肃杀紧张的气氛决然不同。街上一队一队懒洋洋的队伍，人们都懒洋洋地呼喊着革命口号。因喊的是广东话，是什么内容也听不清，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东北中苏 边界局势紧张。于是全国总动员，把全国城乡的老百姓轰到街头上喊口号。当时一有“美帝”、“苏修”挑衅，中国便组织全国人民游行抗议。这究竟起什么作用， 人家美帝、苏修吃不吃这一套，连白痴都想得明白。我们回到天津以后不久的3月份，中苏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战争，这是后话了。

        此次在广州大约呆了一周的时间。对广州总的印象还不错。街道美丽、干净、漂亮。人们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在经过了文革初期的歇斯底里阶段以后，人们已能平静、顺从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谁知道文革何时才能结束呢？谁知道明天会出事么事情呢？国家，还有自己。还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回天津时带了好多香蕉。价钱很便宜，8分、一角，最好的一角二分钱一斤。那时人们的工资一个月才50—60元，东西能贵得了么？

                                                      2011年12月7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