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理念，中國有的時候西方也就有了。最讓我迷戀的是西元前五六世紀，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產生了很多影響中國兩千餘年的思想。幾乎同時代的古希臘，也出現了不計其數的大儒，激發並傳播了影響整個歐洲文明的智慧。要知道，那時候東西方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溝通和交流的方式呢。

    在那麼多兩邊都可以相互參照的理念中，有些名字不同內涵差不多，有些連名字都很相似。但犬儒主義似乎從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出現過。它是由蘇格拉底的學生安提斯泰尼創造的，被第歐根尼發展成頗有影響力的學派。信奉者以狗為生活榜樣，拋棄物質財富，追求精神理念。給世人的印象是，他們喜歡居住在街邊廢棄的木質酒桶中，言語反叛敏銳諷刺，形象不雅，不畏權威。

    古典犬儒主義對此後的斯多噶學派、基督教的苦修主義都有影響。福柯給予它的評價還蠻高，將其視為“講真話”的藝術。的確，犬儒者善用諷刺來暴露事物隱藏的荒誕性，其生活方式、言語、思想都似乎在向世俗社會大聲宣告“我不合作！”它是一種反選的哲學，福柯說。既然仍在哲學範疇，它仍有自己的理念追求——別人拋棄的，它便追隨。

    但到現代犬儒主義時，古典時代對理念的追求在這兒喪失了。人們變得玩世不恭，變得懷疑，並與虛無主義走得很近。斯洛達克把這種新犬儒主義定義為“被啟蒙的錯誤意識”。換言之，無知者不會犬儒，只有那些經歷了啟蒙但又苦於無法改變現狀的人才可能變得犬儒。放在政治領域，犬儒者不再積極批判政治陰暗，而是選擇冷漠與沉默——好吧，我不跟你們玩了。

    像消費文化侵蝕嚴肅文化一樣，現代犬儒主義是對公民意識的削弱。它是一種啟蒙後的疲倦與無力感，它是現代社會中一種典型的思想病。

    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鮮有犬儒主義特徵的思潮呢？魏晉七賢的不合作姿態，似乎充滿著犬儒的味道。文人士大夫也經常會以歸隱山林，來表達對現世生活的批判。但他們沒有用犬儒的概念，而且這些也不能見容於當時的政局。

    基督教之後，犬儒主義者也趨向了沒落。諷刺只可能在初期出現，然後迅速被列入禁言的範疇。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文字獄是自秦代就有了的。以至於很多士大夫要麼轉向山林，要麼轉向庭院內雅，真正想寫東西的，也多慎用春秋筆法或者典故。明清尤甚，故謝榛在《四溟詩話》中明確告誡人們別用典。

    但中國哲學中定然有犬儒的影子。漢代即有“水至清則無魚”的感悟，鄭板橋也說“難得糊塗”，分明是犬儒主義的觀點。它們告誡人們要做一個“聰明的傻瓜”（to be a wise fool），學會與不完美的體系共存，別去挑戰它，因為挑戰不了。或者更加委婉地說服自己，最大的報復便是對體系規訓的接受。

    除了在精英中流行的犬儒思想外，老百姓中就更典型了。魯迅將其歸納為阿Q精神。自我欺騙加上啟蒙之後，這種精神便近乎一種生存哲學或者人生智慧了。人可以清醒地放棄努力、放棄改變，而去擁抱各類短暫的、具體的意義，甚至連意義本身也往往被質疑。

    中國近三十年的大眾文化思潮也體現了這一點。九十年代的金庸小說，瓊瑤劇，到今天的穿越劇，表述的是對現實的失望，希望在替代世界中找到英雄、愛情甚至改變歷史。更為直接的表述就是王朔小說的宣言“別把我當人”、“我是流氓我怕誰”，以及周星馳的無厘頭惡搞電影。正如王蒙所言，文藝在“告別崇高”。

    而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則更深刻地洋溢著一種正在浮現、正在流行的犬儒主義。很多人將這種現象定義為狂歡，庶民的狂歡。而更積極的人則把它視為互聯網的權力（The Power of Internet）。我想說的是，用犬儒主義來概括似乎更貼切。

互聯網上的活動，大抵是缺乏組織者、缺乏自主意識的戲劇化行為，他們究竟能夠走多遠，是晦暗不明的。你們有明確的價值訴求嗎？沒有，那好，繼續玩吧！有？好的，等著下個事件來取代你們的關注焦點吧。走向疲倦是它的宿命。別指望所有人都能靜靜地、忍韌地堅持在某個話題上直到狀況得到改變。

    甚至更消極地看，無論是狂歡亦或是抗爭，它們都只是為體系穩固服務的。巴赫金在論述狂歡時，顯然是提到了它對秩序恢復的意義的。它只是漫長時段中短暫的倒錯，沒有跳出既有模式的框框。因此與其說是公開的儀式的抗爭，不如說是隱蔽的統治的策略。

    人們有一天會覺悟到這一點的。所有的喧囂都轉瞬即逝。就像齊澤克對佔領行動者演講那樣：“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

誰能抗拒呢，而且怎麼去抗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