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奏

    在我的記憶中，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時代是我一生中最明亮的年代。同學之間沒有猜忌、角鬥，有的是純潔的友情和無邪的愛。我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學校僅有的那幢四層大樓裡和樓旁的籃球場上，縱情歡樂。多年後，同學給我在那時的評語是：像個大男孩兒，就知道玩。

    不過，附中最後一年即1964—1965 年卻是非同往年。這個學校被推到“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成為北京“城市四清運動”僅有的兩個試點之一。

    這話要從六四年暑期過後說起，那時的我，正與一群喜好斯文運動的同學練打排球。課堂學習不努力，研究排球運動卻是很認真，還特地通過關係請到了國家青年排球隊的隊員指導我們走正規路子。殊不知就在這一派歌舞昇平的氣象之下，“階級鬥爭”正暗潮湧動。暑期前後，已有一些“早熟”的幹部子弟在當時新從部隊轉業的政治女老師串聯下，從事秘密“地下”聚會活動。整理美院附中“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材料。他們做得相當出色，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竟然沒有被察覺。可也說的是，在社會主義陽光照耀下搞地下革命，那是夠刺激的。

    很快，一位球友Y君，也是高幹子弟找我談話了。悄悄地在走廊盡頭，在籃球架下，反復啟發我的階級覺悟：不要忘了你是革命的後代，你的使命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接老一輩的班，防止階級敵人捲土重來。我半信半疑，階級鬥爭倒是經常被灌輸，可輪到我頭上，事情沒那麼嚴重吧，這不生活過得挺好嗎？

    Y君毫不氣餒，一天趁四周無人，悄聲通知我，今晚熄燈後到政治老師的宿舍開會，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是紀律。

    我頻頻點頭。嘿！這點特權優惠太吸引人了！況且還是“秘密”的，這樣一來我豈不成了“地下黨員”了嗎？

    晚上，同學們已就寢，我悄悄溜出宿舍，到了政治老師的宿舍門口，下意識地回頭四下張望，沒有盯梢的。我按約定敲了四下，“嗒嗒——嗒嗒”，門開一小縫，我迅速閃身進屋。

    屋內近乎黑燈瞎火，隱隱綽綽感到已經擠滿了人。政治老師，一個很有激情的女人，語帶顫抖地宣佈，上面派了一位聯絡員，現請她來講話。這位元直線下來的女聯絡員，比政治老師還年輕，齊耳的短髮，講話更具煽動性，她說：俗話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生來會打洞。你們就是“老子革命兒好漢”，你們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使命就由你們來承擔。政治老師已將美院附中的階級鬥爭形勢報告了黨中央，江青同志已批下“美院爛了”一句話。這預示著美院的四清運動即將開始，你們要認清形勢，站好隊！

    她的話音一落，滿屋群情激憤，似乎我們又回到了老一輩革命鬥爭的年代裡。

    大約在深秋時期，中央美術學院及附中的四清運動正式開始。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美院大禮堂做了動員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聆聽中央首長講話，很精彩，長達四個小時，先國際後國內再美院，條理清晰，語言風采，不愧為黨的喉舌掌門人。

    按革命傳統，接下來就是學習檔、劃分階級隊伍、訪貧問苦、啟發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

先開展憶苦思甜吧。我們班原先的組織早已癱瘓“靠邊站”。曾在地下搞串聯活動的骨幹分子“篡奪”了領導權，成了班裡的中堅。“憶苦思甜”就是他們組織的。我回家向父親彙報了班裡同學講家史活動，父親便回憶了他小時候的苦難歷程。我聽了沒有太大的震動，那時，這樣的“血淚史”司空見慣，報紙上也經常有。但是當我在班裡念到我的祖母為了生活，將剛生下的孩子溺斃在水桶裡，再去地主家當奶媽時，我哽咽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我面對著發言稿，淚水泉湧似地流出，再也念不下去。教室裡鴉雀無聲，同學們個個木雕般地呆坐在課桌旁，靜靜地任時間凝固在那裡。坐在我前面的Z君轉過身來拍拍我的前臂示意安慰我鼓勵我。我才從激情中醒過來，擦了擦眼淚，斷斷續續讀了下去。

    我的發言震動了同學，他們在想什麼，我不知道。有一位同學接著發言時，聲淚俱下地悔恨自己生在剝削階級家庭壓榨人民的血汗。

    憶苦思甜會結束了，不知為什麼，同學們並沒有圍上來安慰我，也許我當時的樣子讓人不敢靠近。不過我也沒在意，因為我還沒從悲痛中擺脫出來。自己一個人立在牆邊，渾身熱血奔騰，一股從沒有的力量托起了堅定的信念：我要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身！

    非常慚愧，那時的我還是個“白丁”，要奮鬥終身萬不可能。於是我遞交了入團申請書。這件事非常順利，很快我也成了班裡的核心領導，分管“玩”————文娛委員。

    自打“憶苦思甜會”之後，同學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階級”開始形成了。革命幹部子弟在我們班占三分之一強，成為一股最強大的勢力。而出身于地主、反動軍官的子女怯於我們的威懾力，自覺游離於群體之外，過著孤獨的日子。我曾看見一個出身地主的同學，形單影隻地在籃球場上無聊地拍球，一副淒涼的神態，差點牽動了我一絲的憐憫之心。

    運動前，我有一個同班好友，上海人，長得略帶有羞澀的秀氣，待人處事謹慎而溫和。我們相處很融洽，看得出他是很開心地與我交往。而且並不隱瞞他的父親是畫廣告的也就是自由職業者。想不到就是這樣的出身，運動中也被衝擊。我們嫌他不關心政治只顧專業，決定給他一點教訓。一天，晚自習課，他遲到了，急匆匆闖進教室，照例抬眼掃了一下黑板。我見他懵了，因為黑板上寫著：XXX你們一家為資產階級統治者效命，走白專道路！他沒有出聲，兩眼露出茫然的神情，盯住黑板片刻，然後低下頭轉身回到自己的位子。我和寫字的同夥得意地交換了眼色，我們的“創意”成功了，而我的這位前夥伴從此一聲不發，永遠躲在同學們的身後沉默著。

    美院的“四清運動”還是在當時的黨中央掌控下經營。與一年後的文革相比，顯得溫文爾雅。運動的目標、結果早已內定，剩下的程式只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下棋即可。

    黨的檔學習後，武裝了頭腦，再大鳴大放大字報，揭開美院階級鬥爭的“蓋子”。這時的場面有點像文革，同學們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我有生第一次熬通宵就是在那個階段。揭發的內容大多是老師的“反動”言論。如記得上書法課，老師是個摘帽右派。一次同學膽大，問老師：毛主席的字怎樣？他不直答，說了一句：有的人以字出名，有的人字以人出名。同學們揭發出來頗為振奮，認為這可是個重磅炸彈！不多時學校裡所有的樓道都被大字報鋪滿。美院大禮堂更成了大鳴大放的主戰場，從天花板吊下來的大字報隔成一條條窄巷，就像當今的大賣場。

    上面的頭兒看看“揭發”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收官”，運動縮小到教職員工，學生必須“複課鬧革命”。我們又回到教室，面對大衛、伏爾泰、弗蘭克林的石膏頭像“唰唰唰”地拿起鉛筆畫素描了。

    現實就是有那麼點滑稽，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與舊傳統的“封資修”文化相安無事地和平共處，似乎革命的目的最終要落實在畫好洋人的頭像上。不過這種“蜜月”不長久，終於在文革開始時打破了平衡，革命將“封資修”掃地出門。這是後話。

    那時，革命和“封資修”也有交叉。學習“毛著”已從解放軍部隊蔓延到地方。林彪的講話“一句話頂一萬句”、“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語錄，成了內部消息，在我們幹部子弟中傳閱。我也曾嘗試用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裡的觀點指導我畫素描。沒曾想，這一招還真有用，我的素描技術進步飛快。

    嘗到甜頭，我的革命信念更加狂熱。當時崇拜解放軍，模仿解放軍，已成風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一切生活軍事化，早已成為我們這幫子年輕人的生活信條。出門走路必須排隊，像天安門前部隊檢閱方隊一樣，只是不必正步走。記得我們參觀中央戲劇學院和報考該院時都是列隊走過去的。烈日下，在寬街，你可以看到一隊十九、二十歲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臉嚴肅，高歌齊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瞧這軍不軍民不民正兒八經地巡街架勢，回頭率絕對高。

    後來，中戲的同學回憶起高考時的印象，對我說，看你們附中學生列隊跨進院子，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真叫人肝兒顫，難道以後要和這幫子“法西斯”一塊兒上學？

    美院的“四清運動”算是圓滿結束了，校長還是原來的校長，教師還是原來的教師，教材還是原來的教材，只不過加了一些工農兵石膏頭像，儘管老師公開埋怨這些石膏頭像不適合教學用，出於政治的功利，不得已耐著性子畫了一次。但畢業素描作品仍舊是米開蘭哲羅的“大衛”石膏頭像。

    看得出來，美院的“四清運動”是個迫不得已的應景運動，又是文革運動的試刀與鋪墊。文革中兩個司令部的交手在這裡已顯現。一方想革命造反，一方企圖將革命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循規蹈矩。

    不管怎樣，兩個舵手之間的爭奪，並不影響這艘中國革命航船正順著激流脫韁似地沖下去。船上的我們大多數人都以為激流的盡頭是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歡呼著，叫囂著，鼓著勁兒著了魔似地叫喊：“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