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間讀到了兩篇短小說，《重大的決定（The Big Decision）》與《新紐西蘭人（The New Kiwis）》。它們都是Amelia Batistich寫的，並於1965年左右被惠靈頓教育部選入紐西蘭小學讀本。兩篇文章都涉及到對旅途的描寫，似乎暗示著某種對紐西蘭人移民身份的想像。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卻是從希臘小朋友的視角來表達這層意思的，而不是直接用英倫白人的敍事角度來表達。

考慮到這是被教育部認可選入小學讀本的，其中的道德教育色彩顯而易見。二戰特別是希臘民族戰爭的內容被巧妙地、簡短地隱在了對白中。戰爭使得希臘人（當然也有其他種族的人）遭受了極大的痛苦。紐西蘭人斯圖爾特先生曾在那場戰爭中得到一家希臘人的救護，他與太太現在打算回報這家生存頗為艱辛的救命恩人。他們想到的是邀請那家希臘人來穩定而富足的紐西蘭生活。人性良善在這裏得到了讚揚。

紐西蘭在小小的卡特琳娜眼中美得“就像是生活在故事裏面一樣（It was like living in a story）。”這是作者想像的外來人對紐西蘭的想像，帶有一種對紐西蘭田園生活的自足與自得感。事實上希臘也是漂亮而田園的，但希臘作為紐西蘭的陪襯，成了落後的、世俗的地方，是希望擁有美好生活者應當逃離而不是逃向的地方。

對於小學讀本來說，有幾個小朋友作主人公，並且花大量筆墨去描寫一頭小毛驢，是很有必要的。成人才不會在乎毛驢，甚至大她兩歲的哥哥斯蒂凡諾思也毫不在乎。小卡特琳娜對毛驢的態度和感情是朋友式的。毛驢是她留在希臘的眷念。與毛驢的告別，也即意味著對熟悉生活的告別。

我疑心如今已近百歲的Batistich女士自己也是歐洲移民的後裔——她的姓氏透露出了這點資訊——不然不會對新移民文化上的不適特別是語言上的不適表達出這麼多的理解與同情。斯圖爾特先生自己也反復講述了曾在希臘遭遇的文化不適。但他對英語的自豪又略略顯出些缺乏根由來。Batistich的這種理解，與紐西蘭的主體文化是相符的。因為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移民文化，是關於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並且如何安頓下來的文化。

最讓人注意的是她三番五次提到的橄欖樹。這種如今在紐西蘭四處可見的樹，以頑強的生命力宣示了某種無法抗拒的外來文化。在Batistich的筆下，它大約也承載了作者自己對遙遠地中海的想像。地中海是她祖先所在的地方。

她的另篇短小說《達爾馬提亞的橄欖樹（An Olive Tree in Dalmatia）》裏面，更是直接點明瞭地中海橄欖樹的隱喻。主人公斯提潘先生年輕的時候由達爾馬提亞移居紐西蘭，離開時與父親一起種植了幾棵橄欖樹。到達紐西蘭後，他在緹裏緹裏（Tiritiri）白手起家開墾了一片農場，並在那兒住了五十多年。他與太太幾乎把人生的所有精力和時光都花費在了這塊土地上。與橄欖樹很類似的，那棵長在農場上已五十多年而仍舊茂盛如斯的紐西蘭牡荊（puriri），似乎也在呼應著這種在新地方安頓的頑強的植入精神。

相對於正統的幾維鳥和銀蕨，Batistich籍由橄欖樹開闢了某種新的對紐西蘭文化的隱喻，這種隱喻也是與英倫文化傳統不太相同的。橄欖樹，單就這個名字本身而言，無法與地中海沿岸的同類植物區別開來。但它的確遍佈了這個島國。從它十九世紀的某天進入這個島國開始，它似乎就註定要成為新的文化象徵。哪怕在英倫文化統治的島嶼上，這種象徵意義常常被淹沒掉了，但它依然不愧是一種其他歐裔試圖建立的頑強的文化符號。

這非常像獼猴桃在紐西蘭遇到的境況。獼猴桃至今仍未被視作紐西蘭的象徵。哪怕它早已經紐西蘭化了，成了徹頭徹尾的幾維果。來自遙遠的東亞的獼猴桃，與那些來自遙遠的南歐的橄欖樹一樣，為這個島國作出過並且還正在作出很多的貢獻，但它們依然不被視為這個島國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來說，Batistich小說中的橄欖樹意象以及洋溢在她小說中的憂傷情緒，就不是那麼難理解了。橄欖樹的憂傷，倒不完全是決絕的、消極的自我厭惡，而更多的是一種無法言明的、難以安頓的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