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訂閱了一些台灣雜誌的電子快報，陸潤棠寫了一篇《調景嶺往事》，里面有一個少年對美麗女老師的感情，那少年就是作者自己。文章寫得很精緻，像古瓷上面手工畫出的花紋，除卻極富裝飾性，還留着工匠一片真情与實意，把完成一件藝術品視為膜拜神靈應有的虔誠。

  校園少年性本青澀，縱已有情如春潮泛濫，然未諳人事，所以朦朧，所以暗戀，從來沒有一個能夠承認或敢於表白的。陸先生喜歡上學校里的蘭老師，從師生到姊弟，然後成為忘年之交。那一種情感就像花兒上的露珠，看上去那般晶瑩華美，却一經觸踫就毀滅，所以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更不能有任何行動。

  當年自己也是一個十二歲的少男，我考入廣雅中學，出奇高大的身裁，曾使我在入学時被當作高中生領去另一個部門報到。廣雅有護城河環繞的校園很美，花木扶疏，校舍紅頂灰墙，莊重雅潔，除了有一座科學樓和很大的圖書館，還擁有當時罕見的游泳池。

   但我不習慣寄宿的封閉式生活，两座與外界相通的石橋星期天六時後一旦關閉，就使人覺得從此與世隔絕。和幾十個男孩子擠在同一间臥室里，聽他們打屁以及起哄笑鬧，使我難以成眠。我不喜歡那種一聽廣播響起就要起床的準軍事生活，除了上課，郁郁不樂的我常常獨自在校園那些參天大樹下看書，盼望星期六下午放舍那一刻快點到來。

  一位姓施的女俄文老師當了我的班主任，穿著湖藍套頭毛衣的她，站在高高的講壇後面，用俄文唸出箂蒙托夫的詩句，使人聯想起一隻春日里歡唱的雲雀，她悅耳的嗓音，迷住了全班同學。嬌小的施老師膚色哲白，發測驗卷給我時，可以看見她光滑的手腕，白得耀眼的皮膚下面若隱若現藍色的血管。

  她在蘇聯学的俄文，俄文課下課前最後幾分鐘，施老師會講一些俄羅斯作家、画家和音樂家的故事，對於迷戀俄羅斯文化的我來說，小小年紀尚未懂得把玩一股激流中踏浪前行的奧妙，只是沉浸在屠格涅夫《白淨草原》那些帶著朝露陽光的文字里。施老師的「最後五分鐘」，成為我每一堂俄文課里最期待的時刻。

  為了方便管理，班主任的房間就在我們宿舍的樓下，從敞開的窗扉外面走過，可以聞見女性住處那一股淡淡幽香。小房間僅容一床一桌，四壁粉白，有修道院風格，施老師就坐在小書桌邊备課與批改作業，那盞淺綠薄紗燈罩的台燈，經常亮到深夜。我躺在床上望去窗外，可以看到夜色里大樹葉片上燈火的反照熠熠閃光，想象她線條柔和的臉龐，低垂向我字跡潦草的作業，那一瞬竟覺得自己和她是十分地親近。

  起床的廣播體操音樂響起，我會從二樓探首張望，待施老師拿著臉盆口盅出門，便三步併作两步跳下樓梯，佯作無意遇上叫一聲﹕「施老師早！」然後伴她一齊走向露天集體盥洗室，偷偷看着她梳洗，欣賞她不時把黑色長髮撥到背後的優雅姿勢。

  施老師早就發現我不喜歡寄宿生活的強烈反應，一日黃昏把我叫到房里談話，倒了一杯茶，還遞上來一碟笑口棗，她先詢問了我家中父母現况，說到寄宿，她淡淡笑着說﹕「我去蘇聯留學，火車沒過長春就開始哭了，到了莫斯科，两眼腫成這么大！」边說邊做手勢。见我笑了，她接著說﹕「寄宿培養一個人獨立能力，將來可以影響你一生。」

  聽她柔聲這么一勸，我突然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她也不再作聲，體貼地遞過來自己的小手絹，着我擦去眼淚。

  那晚在她房里，我坐了許久，看了她的相冊，俄文原版画集，笑口棗吃光了，兩人又嗑瓜子。我告訴她，我母親搓麻將時，可以抓一把瓜子放進咀里，逐粒嗑完，再吐出壳來。她表示不信，要我演示，我又做不到，她便笑我誇大其辭蒙她。

  熄燈就寢的音樂响了，施老師着我上樓去睡，「你想來老師這里就來，別老是想家，學習要緊。」臨別前叮嚀再三。

  說來來怪，經此一席談，不再想家與郁悶，很快就在校園生活里找到所有樂趣。我也經常趴在她的窗沿上，和她聊天，跟她學唱俄文歌《喀秋莎》与《紡織姑娘》，我喜歡二重唱時自己的歌聲托着她的歌聲飛揚的那一種感覺。

  一次兩人合唱，她似乎覺察屋外黑暗中有異，突然停下，揮退了我。自此之後我去找她，她只正色簡短作答，無多餘的話。我畢竟年少無知，也太粗心，只是非常難過，并且發現除了同學窃窃私語，上課時老師的目光也有意避開我了。

  初二那年放完暑假，俄文老師換了人，宿舍樓下住進了新來的班主任。我每次走過，窗仍開著，習慣了張望進去，床和桌子都在，却已不見那嬌小的身影，一個少年純真的愛慕，也隨著那雲雀般的歌聲就此永逝，去而不返了。

  晚上就寢，望去窗外，看不到一絲光亮，沒有了她的燈光之夜，多麼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