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六十年代，五年十年“趕英超美”的口號讓全國人民群情激昂。一方面對糧食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方面又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共產風”所到之處，農民殺豬宰雞，生怕被政府“共產”了去。六十年代初，一邊是三年自然災害，一邊有大批糧食支援了“亞非拉”。一邊農業經濟政策大冒進，一邊是成千上萬農民餓死在逃荒路上。

當時的報紙連續發表文章，把農業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農村幹部的思想覺悟和作風問題。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靠生產解決問題“，這是毛澤東的思想。他正苦於要找一個這樣的典型。

1964年3月28日，距離“文化大革命”還有兩年。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毛澤東的專列上彙報了大寨的情況，毛澤東非常感興趣。陶魯笳說不久前陳永貴在山西作報告，雖然沒有引經據點，觀點卻符合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毛澤東以肯定的口氣說，“窮山溝裡出好文章。唐朝時你們山西有個大學問家叫柳宗元，他在窮山溝裡寫過好多好文章”。事後又有人向毛澤東彙報大寨的情況，毛澤東說，“喔，農業學大寨”。

1964年全國人代會上，周恩來的報告正式提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它成為毛澤東解決糧食問題的農業方針。政府報告用了很大篇幅介紹了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以最快的速度傳遍全國。

1964年月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小宴會廳，毛澤東邀請了火箭專家錢學森，大慶油田工人王進喜、天津下鄉知青邢燕子及大寨書記陳永貴同桌就餐。席間他笑著對陳永貴說，“你是農業專家”。這句來自偉大領袖的讚揚，是陳永貴一生獲得的最高榮譽。很快，大寨三戰狼窩掌成為全國媒體報導的熱點，大江南北掀起了學大寨的熱潮。大寨人萬沒想到自己一個虎頭山一夜之間成了全國的樣板，他們用血汗證明了毛澤東“精神可以變物質”的思想，虎頭山上飄起了“自力更生”的大旗。

大寨村沒有停步。他們開蓄水池，科學漚肥，桔杆還田，填溝造平原。他們用幾十噸的炸藥讓高高的山梁癱下來，然後用推土機把泥土推成平地。這種造價極高的“繼續革命”的做法當時就引起爭議：搬山填溝，把山梁上的樹砍了，把坡上的植被破壞了，得不償失。如果當時把那麼大的精力和物資用來種樹，而不是在“糧山”上持續徘徊，虎頭山就會是另一番景象。

可那時連飯都吃不飽，誰能想到種樹呢。結果是山上的植被遭到破壞，一颳風就漫天黃沙。

陳永貴的想法就是想把虎頭山搞成平原。他想放水水上不去，他想開拖拉機機耕上不去。虎頭山必竟是座山。可到了六十年代末，大寨的糧食畝產超過了千斤，他們始終保證足量交納公糧。一時間，全國各媒體對大寨的宣傳力度逐漸升溫，總結和推廣大寨經驗成為重中之重。全國各大小報刊幾乎每天都有關於大寨的報導，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二十來位元權威記者在大寨蹲點長達十幾年之久。

周恩來總理三次陪同外國客人到大寨參觀，使大寨成為與井崗山、延安、韶山齊名的紅色聖地。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參觀的人們潮水般湧向大寨，虎頭山每天都有一萬多人，最多時高達兩萬多人來參觀。十幾年間，來自世界134個國家25000多外賓和全國29省市區1800多萬人親臨大寨，其中有40多個國家領導人22個國家元首登上虎頭山。人太多水不夠用，廁所也不夠用，少數民族代表更是戴著紅花被敲鑼打鼓送來，胸前都帶著一個“忠”字。

        大寨的故事也感動著一代文人。上海老作家巴金看著層層梯田無限感慨，信筆寫下了《大寨行》。一代文豪郭沫若與陳永貴交上了好朋友，他不但為虎頭山留下詩篇，還寫下遺囑把自己一半的骨灰撒在大寨。電影藝術家孫道臨親自導演了藝術紀錄片《大寨》，還說要再拍一部關於大寨的故事片……

         不過，一些發達國家的參觀者看了大寨後不以為然。他們說，若靠人拼，我們沒有那麼多人。我們的土地也沒那麼緊張，這樣的地，還是讓它長草好了。

         陳永貴為了土地能高產，要求山上只許種玉米。有的參觀者揭開大寨村民家的鍋蓋，發現裡面是燙麵的玉米餑。他們說，大寨我們可學不了，一是吃不了他們的苦，二是他們吃的還沒有我們喂豬的好，玉米窩頭硬得像塊磚頭。於是“大寨可以看地不能看鍋”的說法也傳開了。

         1969年，陳永貴當選為中央委員。1973年，被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學大寨運動再度升溫。

         文化部、教育部、廣播事業局爭先恐後到昔陽縣開會，體育工作、檔案工作、優撫工作以及各部委紛紛提出要把本單位建成大寨式單位。海軍政治部更會說：海軍戰士學大寨，萬里海疆添新彩。軍艦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此後解放軍各兵種代表紛紛奔赴大寨，形成各行各業競相模仿大寨的政治狂潮。

        當上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四處奔走，到全國各地去演講。他先去廣西福建，又去西藏浙江，然後是東三省，種子撒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他做報告不用稿，靠著超人的記憶和天生的口才總能迎來一陣陣掌聲。他一方面對當地農業生產作指導，一方面常常不顧當地的耕種習慣，說這裡不務正業，那裡浪費土地，因為他是副總理，沒人敢說“不”字。

        1970年8月，中央在昔陽召開北方地區14省農業會議，隨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農業學大寨》。文章看上去講農業問題，裡面的內容卻都是階級鬥爭。文章說，學大寨首先要學大寨人的鬥爭哲學，與天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從此，學大寨運動完全被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軌道，一個生產典型轉眼間變成一個政治典型。各地的省市領導手忙腳亂地趕緊作檢討，說自己過去錯把大寨當成生產典型沒看成是方向和路線問題。於是“學大寨”同“鬥私批修”、同“一打三反”，同“批水滸”，同“批林批孔”結合起來……精神的力量被無限誇大,最後發展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此時，無論會種地的不會種地的，全都在這場大寨政治神話中喪失了科學理智。

       在階級鬥爭高壓下，各地農村紛紛東施效顰般興修水利，平田整地，不管是什麼樣的地形和土地，什麼樣的土質和氣候，什麼樣的經濟條件和歷史傳統，大寨生產方式成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唯一道路，學大寨的形式主義被推向極致——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成千上萬民工的人海戰術成為那個年代不堪重負的勞動形式。有的地方幹部為了擺出苦戰的樣子，在寒風凜冽的冬天強迫老百姓光著膀子勞動。只要一聽說“大會戰”有人就會不寒而慄。黑龍江冰凍三尺，硬是要挖開冰雪造大田；東北是大平原偏要想法開出梯田；新疆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也要施土上肥，貴州沒有土只有石頭也要開出大田……“一刀切”讓幾億農民苦不堪言。

        轟轟烈烈的學大寨運動並沒有讓人看到幾億中國農民蓬勃的勞動積極性。田地被荒廢，饑餓還在蔓延，幹部參加勞動不能堅持，市場供應嚴重匱乏……這些後果不僅讓副總理陳永貴感到六神無主，也使希望“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毛澤東陷入迷惘——艱苦奮鬥的“精神原子彈”沒能炸開一條中國農  業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