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美術館藏的油畫、水彩与素描不講,在民居或街頭還可以見到其它的繪畫,小到香煙盒、月份牌,大到幾層樓高的宣傳画,這是繪畫藝術之一種。現代電腦印刷技術發達,從設計到制作,幾乎不必用人手繪制,但在幾十年前,很多東西都要一筆一筆畫出來。
上世紀五十年代廣州街頭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影廣告,每间影院都有自己的美工,遇有新片上映,就要由美工繪制成大型廣告,除了標明上映日期,還會畫上電影人物與場景,這些美工的繪畫技法相當熟練,他們畫出來的電影廣告,成為色調灰暗單一市容的生動點綴。
大躍進時期流行過一段時間壁畫,畫在农村與城鎮建築物外墙上,以煉鋼與農業豐收為主要題材,這類壁畫繪法多以簡單勾線填色為主,形像極度誇張,充滿群體性盲目樂觀。
到了文革時期政治宣傳畫風行一時,起初是由群眾組織里的美院學生、業餘愛好者負責繪制,印在小報、傳單上,也畫在大塊木板或牆壁上,最巨型的有五、六米高,二十多米長。
先由一人畫出原稿,再將原稿分割成幾十小塊,稱之為「打格仔」,然後放大到木板或畫布上。由多名畫手分工,一人負責一塊各自按原稿畫出,完工後會再一次對照各人画的每部份彼此之間色調、筆觸是否統一,稍作潤色修飾,最後才運去指定地點吊裝固定在鐵架上。
因為涉及領袖形像等重大政治問題,繪制大型宣傳畫的技術要求比較高,文革中期開始至以後,多數由受過專業訓練者在官方領導下統一制作,民間制作者巳無從置喙。
文革宣傳画的技法除了傳統的水彩年畫及油彩寫實,還有漫畫、版畫以及剪紙。幾種技法中最受歡迎的是版畫,它以線條為主,不必具備很高的素描功夫,也不比水彩或油彩的用色复雜。
那時的年輕人也很聰明,除了用刀刻版印出的正宗版畫制作,還直接用筆在紙上畫出版畫效果,先以墨色勾勒出畫面,然後填以白色或其它顏色,畫面呈現一種特有的剛勁蒼拙。用這種畫法制作大型宣傳画,省時慳料,快捷便利。奇怪的是幾十年來很少見人提及這一種文革獨創的藝術形式。
一九六六年造反派在廣州文化公園籌辦「批判陶鑄展覽」,我參與了第三部份「政法黑線」的佈展設計與繪制,和我一起負責的有一名廣州美院三年級學生。在批陶展正門大廳畫那張大畫的是唇紅齒白的湯小銘,畫左右兩側大畫的是女畫家歐洋,大廳另一角有位不修边幅,戴眼睛的年輕人在和泥做彫塑,他就是唐大禧,這些人日後都成了廣東美術界的權威人物。
第一次參與「紅色宣傳畫」制作工作,懂得了惟一的要求就是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突出正反兩面的正邪美醜,越強烈越鮮明越好!
我把陶鑄畫成一根頂在大門上的門栓,抗拒對他的批判改造,這一構思得到好評,為此我頗感得意,這使我輕率地同意調去制作大型宣傳畫,第一幅是在十八甫南一幢三層樓房外墙繪制毛澤東肖像,僅是他戴軍帽佩紅領章的頭部就有三米多高,要爬梯用粉筆打稿,然後刷子蘸黑漆直接畫在墙上。
每畫一部份,要退後到街對面觀察比例是否正確,最重要的是「像不像」他老人家,稍有差池,便會招致殺身之禍。
如今看起來,紅色宣傳畫跟可樂廣告一樣,通過大面積巨大形像的逼力,強烈的視覺沖擊,推銷某一種概念。
據說紅底白字的可樂廣告,能令超過一億人在感到口渴時,首先想到冒著汽泡的冰凍可樂。那些紅色宣傳畫,成功地在突顯領袖蓋世英明形像的同時,强調我們應該自覺卑微渺小,革面洗心。配合殺氣騰騰的口號,鉄拳高舉,大脚猛踹,又激起了每個人心中的仇恨,只想到如何通過斗争別人以昭忠誡。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往往忽略或輕视了「暴力美學」、「斗争哲學」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烙印。
西方也有宣傳画,紅色宣傳画最早出現在蘇聯,後傳入中國的蘇區。二戰時期國民政府也有制作抗日宣傳畫鼓舞士氣,盟國之中的美利堅出現過支持中國抗日的宣傳畫,奇怪的是里面山姆大叔的形像與後來中共反美的宣傳畫里一模一樣,而他們代表的正邪兩方恰正是顛倒的。
政治宣傳畫在中國近年漸漸讓位於商業廣告,只有北韓的官方藝術家仍在孜孜不惓創作宣傳画,除了歌頌金家王朝,鼓吹打倒美帝及南韓反動派,其中竟然也有涉及中國改革開放的作品。水立方、鳥巢、央视「大褲衩」均一一入畫,其中一張画着一群紅衛兵興奮地沐浴在麥田的金輝中,向著燦爛的豐收揮動著旗幟。一對鄉村夫婦在旁邊觀看,捧著的筐子裡裝滿了碩大的紅蘋果。
這張宣傳画具有濃郁的二十世紀年代中共宣傳部印刷品風格,畫中人們紅光滿面,洋溢著活力與朝氣。
但畫上有些東西似乎不太對勁,在這片樂觀的景象中間,原本應是毛澤東偉岸身軀站立之處,現在卻聳峙着央视的「大褲衩」,散發出淡紫色的光芒。三架表演空中分列的噴氣式飛機掠過夕陽,留在空中的尾跡圍繞著大樓。整幢大樓矗立著,儼然像一道通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樂土的大門。
有人評論這張畫的「畫布上顯示出的這種過分飽和、純粹的歡樂明顯是在提醒人們某些事物的缺失。」但是我發現從被美化了的中國景象之中,流露出貧困高壓下的北韓藝術家,對中國巨變的贊賞與期待,他們的內心對鄰國生活的改善與豐足,十分羨慕與向往。
就此而言,宣傳画有時也能傳遞出某些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