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 8 月，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位於天津的華北 605 研究所工作。

那 時的大學畢業生很在意自己所在單位領導的級別，級別高，說明自己的單位重要，自己也就與有榮焉。我們所的同一期的大學畢業生大約上百人，另有中專畢業生數 十人。報到後乾部部先將這些人集中起來學習、教育，熟悉所內的情況，也進行各種的勞動。這期間所裡的領導分頭接見我們，跟我們講講話。我們也就趁機瞭解所 領導及研究所其他各方面的情況。

所第一把手黨委書記叫甘柏， 9 級幹部，算是很高的級別了。所長叫黃華（並非外交部的黃華）也是個政工幹部出身，是個 10 級幹部。副所長李魁年， 12 級幹部。總工程師沈保全，也是 12 級幹部，他是原一機部部長沈鴻的侄子。有兩個科學家是副所長，一是王成書，一是吳征愷， 1982 年文革後首次的學部委員增補，這二人一起晉升為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

離開故土既久並且上了歲數，時常有懷舊心理。這些天沒事，難免胡思亂想，也回想舊人舊事。這天突然想起我過去的那些曾經是“我的領導們”。於是我想從網上搜索一下，希望能找到他們的一些蛛絲馬跡，他們後來 的情況，以及他們是不是還健在？

令人失望的是，無論是歌穀，還是百度，除王成書、吳征愷外，甘柏、黃華竟然是搜索不到，而李魁年，卻由於劉胡蘭的原因，在互聯網上還少有記錄。正好我對李魁年的情況瞭解得多一些，所以這篇文章，除將當時的時代背景及也對其他人做一些介紹外，就以李魁年作為本文的主角了。

到所大約二個月後，我們這些新的大學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搞一年的四清，我被分配到了天津的 3527 工廠當四清工作隊隊員。我們 605 所也搞起了四清，而駐我們所的四清工作隊是由其他的單位抽調而來的人員組成的，當年搞四清都是這麼個規矩。

我們所的四清運動，由天津的軍工系統負責，由於我們所領導級別太高，在派駐我們所的四清工作隊隊長這件事情上頗費了一些躊躇。開始只派出一個天津市物資局的局長陳某（ 12 級幹部）當我所四清隊的副隊長（無正隊長）。此君上任不久便覺力有不逮。後來又抽調了天津市駐軍第 66 軍的副軍長許誠（ 8 級）追加為四清隊隊長，許副軍長又帶來了一個天津警備區的政治部主任侯儀賢（ 12 級）為工作隊的副隊長。這樣才總算是壓住了陣腳。

那時的四清隊雄赳赳、氣昂昂地一進來，單位的原領導，群眾都得小心侍候，人家來幹什麼來了，人家是來找你毛病來了，人家是提著尚方寶劍來的！

工 作隊對黨委書記甘柏還是很給面子，給予了不低的評價。而所長黃華、副所長李魁年、總工沈保全等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人家是來顯示上級黨的權威來了，人家 就得讓你們這些人灰溜溜地當黨的馴服工具，管你腚上有沒有屎，屁股上也要挨上三板子。什麼“不突出政治”，什麼“專家路線”，什麼“白專道路”，什麼“貪 大求洋”，這些屎盆子還不是隨便往頭上扣嗎？實際上四清工作隊也是情不由己，如果你好我好大家好，回去他也交不了帳呀！

《三 字經》開頭的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我是很相信這句話的。人的變“惡”，都是後來的原因。具體當年，都是“政治”，讓人變惡，變壞，失去了善良的本 性。當年北師大附中的宋彬彬害死了他的女校長卞仲耘，她至今扭扭捏捏不肯道歉，你是兇手，是犯罪，你有推脫不掉的責任，當年你威風凜凜，現在難道道聲歉都 不應該麼？可宋彬彬本質就這麼壞麼？是什麼人，什麼力量把一個花樣的少女變成了殺人的魔鬼？這，不是一件比宋彬彬害死校長更值得人們思索、探討的問題麼？

到了第二年的 8 月，四清運動這場惡作劇還沒結束，一場更大的惡作劇 ----- “文化革命”開始了。大概是在 66 年的 9 月份，在各地搞四清的工作隊，在新的風暴到來之前，就匆匆忙忙地撤走了。我所的四清工作隊撤走後，侯儀賢卻留下了。

這 是原來就說好的。原來當年按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各級黨委建立“政治部”，各支部設“指導員”。侯儀賢便是調來當政治部主任的， 只是正趕上四清，先當四清隊的副隊長而已。四清工作隊一撤走，被搞得灰溜溜的所裡的原領導們，甘柏、黃華、李魁年、沈保全等的威信還沒恢復過來。而剛剛由 四清隊留下的侯儀賢，卻挾著四清運動的餘威，在部分比較“左”的群眾中，享有極高的威望。 侯儀賢也是個 12 級幹部，並且思路、口才以及文字能力都很強，享有高的威望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文革一開始，那些傻巴嘰嘰的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們，學習《毛著》的模範們，黨員、團員們，“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們 ，都團結在了侯儀賢同志的周圍，向著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黃華、李魁年等，發起了進攻。而侯儀賢在此期間也就當仁不讓地領導起了本所得文革運動。

搞 著搞著，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嗅出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特別的味道：文革的真諦是“造反”，是真正地造反，徹底的造反，是造最有權力，最有威信人的反。侯儀賢 已經成了四清後所裡的新權威，應該造他的反，這樣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他對文革的“領導”，實際上是運動群眾，愚弄群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於 是有人貼出了矛頭對準侯儀賢的大字報。此時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的立場已經傳遍全國。所以大字報一貼出，立刻得到了對文革的真諦有真正 領悟的人，以及那些在前一段的四清運動中受到衝擊的人，或者過去一直就不被領導待見，被認為思想比較落後的人，都立刻集結在了反對侯儀賢的旗幟下。

於 是所裡形成了兩派。一派是反侯儀賢派，叫“造反隊”，而另一派是反黃華、李魁年派，叫“造反團”。而侯儀賢也就成了“造反團”反黃李派的“黑後台”，黃 華、李魁年則成了“造反隊”反侯派的“黑後台”。兩派都自稱自己是造反派，對方是保皇派。實際上，侯儀賢開始時肯定是“領導”過本所的文革運動，可後來， 撇都撇不清，誰還聽他的。而黃華本來是個乾事很謹慎的人，李魁年也是個光明磊落之人，且在所內地位也不高，斷不會去搞什麼陰謀詭計。

回想當年文革，不管哪派都必須找一個或數個領導作為造反的對象，這是造反派們都必須經營的勾當。不管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其實都是一個德行。當年時興“造反”，都標榜自己是“造反派”，文革後又都粉飾自己是是“保守派”。這樣的人我見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