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岸社區圖書館的書架上找書，華文的書中有不少散文集，經典作家的或者新生代的。翻到了一個叫王曄的旅居瑞典的華人女作家寫的《看得見的湖聲》，裡面講的都是關於思爾肯小島上的故事，敘事風格非常西化，完全就像一個瑞典本地作家的散文被譯成了中文，但當然比譯作更圓潤更靈氣充沛。

就像書題那樣，她的文字中隨處可見這樣的通感手法。我疑心她有細細研究過日本櫻花般雕琢的文字。讀它就像喝清酒。實話說這種風格有某種說不出的魔力，至少它很吸引我。後來我想，打動我的可能不全是她經營文字的手法，而是那些文字背後縈繞的某種對熟悉的逃避衝動。

我自己便害怕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不是因為對那個地方的風景無法忍受，而更多的是對那個地方的人的躲避。從小時候居住過的村莊搬到縣城。在北京住了六年後，又逃離到南太平洋的小島。我愛過恨過或者萍水相逢的那些人，都在我的生命中刻畫上了同樣深的痕跡，好的壞的，從此與我相隨。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從這種無形框架中逃脫。王曄大約也被這種隱隱的東西所折磨。就像精神上的遊子，是自我放逐的，既懷揣著無盡的鄉愁，又在極力避免回想故鄉。

《提爾達的木屋》模糊了被敘述者與作者的界限，兩方的情感實現了某種交融。作為到瑞典才幾年的移民，王曄可以把這種情感處理得如此微妙，有賴於她對陌生文化和世界的代入想像。她做得的確很不錯。

這種代入式寫作有幾層可以討論的地方。其一，用文學創作的手法而不是純散文的手法寫作，可以免卻對事實瞭解不清而帶來的風險。在這種類似印象派的筆法中，就算有事實出入，那也可以歸為藝術上的加工。其二，它是作者對在地生活進行融入的某種文藝的抒情化的嘗試，通過對在地微觀趣事的著力描寫，把自己移情進這種生活中去，並內化成另類的融入機制。

其三，善於使用這種寫作方式的人，想必都是對故鄉懷有複雜情愫的人，逃避它但又不逃離它。比如“和麵的木盆讓我擺在一樓走道的桌子上，猛一看，還有那麼點戲仿仰紹文化的效果”。在通篇都是描寫思爾肯、描寫提爾達、描寫木屋，甚至連“我”都不全是真正的作者而可能是提爾達或者她女兒的情形下，突然冒出一個“仰紹文化”，你便知道她並不是瑞典本地作家，她在向華人讀者進行敘述。她離開了故鄉，但離開得並不決絕，她在遠處徘徊，仍對故鄉戀戀不捨。

她用力描寫思爾肯島上各種物象的空間關係，非常精確，但對物象發生的時間的精確性卻似乎毫不在乎。又一次讀到“某年冬天”這樣的話時，我想對於究竟是哪年的冬天，她心裡一定是清楚的，她卻模糊掉了。這種模糊或者淡化處理，我覺得是刻意的，為了營造某種時間悠長而又緩慢的效果。

每個人都無法洗滌掉過去灑落在自己身上的印痕。正是過往的一切，讓你成為你。以在地代入的方式寫作，反映了作者內心某種深潛的無根的焦慮。敘事在這兒，便更像是一種自我心靈治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