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球世界盃賽事在英倫進行，眾球迷在紐西蘭追看比賽熱情痴迷不減，街上的車輛挂起各國國旗，已出現被警察截停的第一位醉駕球迷，隨著賽事進行，估計警察也會越來越忙。

橄欖球同其它運動一樣都是遊戲，由英人發明并傳播至歐美，再帶到澳洲，紐西蘭及南太諸島。

從世界盃的入圍隊伍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這些問鼎橄欖球世界霸主的球隊大多來自歐洲美洲以及前英國殖民地國家，亞洲國家的球隊則只有日本一隊。除卻一般人所認為的橄欖球這項運動對體型與體能的種種特殊要求，一位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指出，競爭性團隊遊戲的發達與否其實還與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有關。

他說自十六世紀以降，各類競爭性團隊遊戲大多數都是由英國人發明或改造的，足球、板球和橄欖球便是這些競爭性團隊遊戲的翹楚。他認為人類之所以喜歡遊戲，其強烈動機就是好奇心，一種頑皮的本質，一種競爭、夢想、想象和奮鬥的願望。

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勝心、支配慾以及超越對手的渴望，精彩表演的喜悅等等，我們以平等狀態開場，這種平等除了體現在雙方年齡、體重、人數相等，甚至是技術等級也必須比較接近，一旦遊戲開始，雙方必須按一定規則玩要，最後以一方暫時征服另一方收場。

英人發明這類遊戲的最大特點是公平競爭，除了體育運動，証券交易所，國會和法庭猶若一個容許規規矩矩的競技場，各有各遊戲規則，各方按規則展開較量，變化得以發生，但大社會又不致失序亂套。不過艾倫‧麥克法蘭認為在非洲、亞洲的印度和中國等諸多文明中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那里的人往往會壓制貶抑公開公平的競爭，傾向用另一種方式比如「儀式」或「道」制造一時的平等和親密。譬如日本直至近代以前都沒有競爭性團隊遊戲，即使武術、相撲、飲茶也帶上「道」或「法」的半宗教味道。

不過我對這位英國學者「競爭性團隊遊戲的發達與否其實還與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有關」的論述有一點異議，以南太平洋斐濟為例，這個九十萬人口的島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比紐澳差一大截，但是在橄欖球運動方面，斐濟卻毫不遜於紐澳，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超越領先。

該島國大概擁有多達六萬名職業、業餘橄欖球員，另外還有兩萬名熱愛此項運動的學生。斐濟註冊的橄欖球球員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非常高，每十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名橄欖球員。

而國際橄欖球理事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斐濟學校比紐西蘭的學校擁有更多的橄欖球球員。

斐濟橄欖球協會（FRU）共有三十六個分會，十三個在維蒂列烏島，五個在瓦努列烏島，其餘十八個在外島。全國總共擁有超過六百個橄欖球俱樂部，積極開展各自的俱樂部比賽。

斐濟隊還在「香港七人橄欖球賽」中多次擊敗紐澳等強隊，獲得世界冠軍，去年斐濟隊便又一次奪冠。

在斐濟許多原住民部落都有兩樣不可或缺的東西，第一是教堂，第二就是橄欖球場。村民成立了無數鄉村赤腳小球隊，每逢夕陽西下，便開始玩橄欖球，速度、勇氣和激情堪比任何職業球員。

在斐濟人心目中橄欖球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甚至比政權江山更重要，二零零六年軍事強人貝里瑪拉瑪決定發動軍事政變，突然臨時改期延緩一天，他的理由居然是那一天軍隊與警隊有一場橄欖球比賽要進行。

而被貝里瑪拉瑪逮捕的二零零零政變發動者喬治‧斯佩特，在被流放去孤島上之後，唯一消遣也是同貝里瑪拉瑪派去看守他的士兵一齊玩七人橄欖球。對他恨之入骨的貝里瑪拉瑪覺得，可以剝奪喬治‧斯佩特的人身自由，但卻不可以不讓他玩橄欖球。

在紐西蘭有人講如果你喜歡橄欖球，你就是紐西蘭人了，對橄欖球的態度似乎成了融入的準繩，個人覺得倒不至於這麼非此即彼。

譬如斐濟華人雖僅數千，但對橄欖球之熱忱與著迷，遠勝過紐國華人，每逢「香港七人橄欖球賽」，斐濟的僑胞便紛紛飛去香港觀賽，我常在直播電視畫面上，見到華人朋友熟悉的臉孔，以及他們為斐濟隊勝利流下的淚水。每逢國家隊奪冠，斐濟全島沸騰，華人也與島民一起游行慶祝。在島上幾十年的歲月里，橄欖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當你直把他鄉作故鄉，有了歸屬感，對這種運動的興趣與熱愛也就油然而生了，這跟為了顯示自己已經融入而去看橄欖球是兩碼事。

另一個有趣的印象是，南太平洋其它島國如薩摩亞、東加的橄欖球運動亦相當發達，包括紐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在內的優秀橄欖球選手幾乎全部是玻利尼西亞人，而斐濟原住民之所以出優秀橄欖球選手，也同斐濟原住民乃玻利尼西亞人混血後裔不無關係，而太平洋地區的美拉尼西亞人與密克羅西亞人，卻幾乎出不了一名優秀橄欖球選手。

這是否說明橄欖球運動成績可能真的與人種有一點關係，我也不敢武斷輕率下結論。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些經常自翎為橄欖球迷的領導人、政客與軍事家，在球場看臺上与萬眾一道觀球喝采之時，真的應該放下恩怨成見与猜忌敵意，懂得一個最顯淺的道理：自己的國家利益理當維護與發展，你可以把對頭視為遊戲的對手，一決勝負但不是一決生死，因為和平比甚麼都重要，「在戰場上打，不如在球場上打！」艾倫‧麥克法蘭這句忠言不可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