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摄于“再见革命”画展（2002年9月）

（前言：本文为笔者长文《他在释放身上的历史积沉——看沈嘉蔚个人画展“再见革命”》的一个章节，完稿于2002年10月22日，是澳华著名画家沈嘉蔚于2002年9月在悉尼举办的“再见革命”画展的观后感，曾收入笔者随笔集《龙年之变》中。行云流水，倏忽之间，2002年至今不觉已过了十八年，看看当今世界局势，特别是已步入冷战的美中关系，相信许多人也和笔者一样，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本文写于十八年前，今天看来，其行文用语不一定处处准确，但对受到中共某些人煽动的病态民族主义所作的批判，当下更显其现实意义！）

在沈嘉蔚2001年中至2002年中这一年完成的画作中，作为主系列“后千年圣约”的第四幅，是大场面的《1972年步辇图》。

沈嘉蔚油画作品《1972年步辇图》（2001年）

如沈嘉蔚每一幅“后千年圣约”系列画均与一两幅美术史上的名作有关一样，这一幅《1972年步辇图》在外貌上几乎是初唐大画家阎立本《步辇图》的复制品，不过大小悬殊，阎画高仅38.5厘米，他这件作品几乎有两米高，四米宽。

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宰相的场景，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第一幅政治历史画（阎官至宰相，画的很可能是他亲眼见到的场景）。这是一个喜气洋溢的和亲的场面——禄东赞是来迎接远嫁吐番王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的。唐太宗由九位宫女簇拥，六位抬步辇，两位打扇，一位撑伞。禄东赞由一位红衣官员引领，一位白衣译员随后。按照当时的规矩，人物造型的大小以他们的政治地位所决定。唐太宗最为巨大，宫女最纤小。吐番使者比唐官小，比译员略大。

沈嘉蔚在他的《1972年步辇图》中，将毛泽东置换唐太宗，尼克松置换禄东赞，周恩来置换唐官，基辛格置换译员。宫女、仪仗一应不变，只是宫女戴上红袖章，上有“忠”字。置换的人物，均保持原来的大小与基本姿势不变。

在画的左上角，这位假托的“宫廷画家”（与阎立本之于唐太宗一般地位）以篆体题道：

西历一千九百七十二年春二月廿一日壬子美利坚合众国大统领尼克松谒见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时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作陪

沈嘉蔚原计划只为“再见革命”个人画展画关于文革的画。但他画完《1966北京吉普》变体之后，即出现《1972年步辇图》的构思。显然，“再见革命”，即使是为了“告别”，也使沈嘉蔚处在“重逢”的高度激动中。此时的他，创作灵感有如瀑布倾泻，一发不可收止。这一幅《步辇图》完成后，由于展场限制，已不能纳入“再见革命”画展（现交给雷‧休斯画廊参加另一个集体展），但在沈嘉蔚这批创作中，这幅画不仅是不可分割的一环，而且还十分重要。

文革中中国外交的空前大手笔就是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庄则栋“乒乓外交”发轫，导致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最后达成中美两国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么一个中美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非常富于戏剧性，而且竟然简直就是出于毛泽东一人一念之功！（根据多份权威资料记载，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球队访华，毛本来已同意了外交部及周恩来的否定意见，即：“暂不宜邀请访华”。但在当晚毛服食了安眠药后准备睡觉前的一些时间里，他叫秘书读几份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比赛的新闻。当毛听到美国运动员与庄则栋相遇并产生的后果时，猛然起身，叫秘书通知外交部，马上把那份他已经在上面签阅的文件取回。毛在原件上改写为：“请美国乒乓队访华”。秘书不相信，再次问道：是同意吗？毛回答说：这次我是吃了安眠药，说话也算数。）

周恩来是此事件当事人之一。他向来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机智潇洒，善于应对各种极为复杂的外交问题。但在《1972年步辇图》此画中，周的形象，并不同于人们从摄影集中常见的潇洒。沈嘉蔚说，据许多记载与回忆，周与毛的关系在晚年实质上已沦为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以至于江青要他养女的命，要他忠仆的命，周都可以乖乖交出。难怪周要憋出三重原发性癌肿来。

因为《1972年步辇图》是中国“宫廷画家”作品，画中的尼克松、基辛格之流不过是“夷狄”。夷狄自然小于中华国人。虽然在任何观察家看来，尼克松访华是一次双赢的政治交手（尼克松方面也是大赢家，因为他也成功地打出中国牌，并且此举成功必将帮助他赢得下届大选），但在此画中，尼克松与基辛格不得不屈居小丑的角色。

沈嘉蔚油画《1972年步辇图》中的毛泽东

《1972年步辇图》主要是表现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和他的“伟大思想”的。人们观看此图，自然把毛泽东和唐太宗联系起来。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君主之一，毛在他著名的〈沁园春‧雪〉词中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可见相当重视之，只是不如自已而已。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自然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这幅画是以一种荒诞手法，假托是一个毛皇朝的宫廷画家作画纪录与歌颂毛泽东一生中最值得吹捧的业绩之一：与最主要的宿敌美国恢复交往，以共同对抗近邻强敌“苏修”。这是当代“三国演义”的一幕。毛泽东一生出演或导演过不止一次“三国演义”，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日方和蒋方合演那次。沈嘉蔚承认毛是这方面的高手。

任何人都会看出，此画的“歌颂”当然是一种强烈的反讽！毛泽东不可一世，但其可悲正在于：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视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搞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结果害了中国！

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沈嘉蔚此幅历史画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972年步辇图》强烈的反讽，是针对今日某些中国人高涨的病态民族主义的精神取向。

人们记得，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前，中国知识界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步步集中火力所抨击的是那种对根本性体制变革的阻碍。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八十年代未的“球籍”的讨论。但苏东巨变的发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政治的与社会的解体，恐怕是一种比停滞和保守更为严重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一些人加紧了对民族主义的倡导。而民族主义也往往可以起到其它的意识形态所不能起到的一些重要作用。它可以在国民中造就一种共同意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可以起到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的内部分化导致不同阶层间的巨大裂痕的时候，可以使人们减少对这些裂痕的关注，而去更多地关注其间的一致性。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发现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不仅使西方由一个令人羡慕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对象，而且，随着国力增长，为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迅速复苏，特别在称之为“愤青”和他们的“说不师爷”的那些人中，这个复苏迅速转变为一种膨胀心理。这就为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民族主义会有助于中共的国际争斗。在二十一世纪前期，国际争斗将主要是在中美之间进行。在美国某些当权派看来﹐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既是左派的全权制﹐也是黄色种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大国，完全符合当选美国“头号敌人”的条件。有学者为此出谋献策，认为：站在中共的立场权衡，以共产主义抗衡民主主义，无胜算的可能。以民族主义抗衡霸权主义，短期内则可以减少损失，中期内可以打个平手，长期内甚至可以占上风。

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怪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消极特性如妄自尊大、排外情结决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或以为二十一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宣称：“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见《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页87）他们还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见《中国可以说不》）他们的极端主张使人担心是否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圣战”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或称“病态民族主义”，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成了政治狂人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

还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具有更为至关重要的含义。

在当代，如果民族主义作为手段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可取的、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沈嘉蔚新近出版随笔集《自说自画：从黑龙江兵团到澳大利亚》，陈丹青为此书作了题为“历史画与沈嘉蔚”的序言。

所以，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就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保证。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沈嘉蔚在创作《1972年步辇图》以及“再见革命”其它画作时，认真研究了民族主义问题。今日世界不少乱象与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相关。沈嘉蔚忧虑：民族主义这头怪兽，一旦失去控制，会给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灾难。

对中华民族来说，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抉择是：能否自觉地、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并在文明世界中成为一个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方面，《1972年步辇图》的反讽，会有助于人们的思考吗？

沈嘉蔚定居悉尼南部邦定纳(Bundeena)艺术村。这是他住家一角。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摄于他住家旁的工作室（2012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