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

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家里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一岁。全球华人学术界、思想界人士，同表沉痛的哀悼。

余先生被誉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泰斗。2014年6月20日，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写道：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先生于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被认为是他晚年一部重要著作

余英时先生亲笔校改手迹

学界指出，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涵盖了横跨三千多年的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其学术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识和文化史，以及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和东西文化问题研究。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响跨越了许多学科和研究课题；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追踪了中国近百年价值观念和思想潮流的流变；他深刻地研究了关于人性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内在原理。余英时先生融汇东西，打通古今，其学问博大丰厚，极具开拓力量和启发意义，是同代人文学界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著作等身、研究精湛的余英时先生，更以身垂范，直至临终，从未放弃和逃避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和评论，昭示了一个知识人所应该具有的独立人格和求真敢言的自由精神。

1950年，青年学子余英时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看望父亲，后在新亚书院就读，受教于钱穆先生，那时就已开始热忱地关注中共掌权后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走向。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先生活跃发言支持，对开枪镇压表示抗议。他和林培瑞等人创办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秉持“养士”传统，支持过二十多位中国流亡人士的生活，包括刘宾雁、阮铭、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郑义、北明、远志明、张郎郎、白梦、赵蔚、张伯笠及柴玲等人。2013年，他还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余英时先生非常关注香港问题。就在他去世前些天，2021年7月13日，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不无忧虑地感叹，香港正朝着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进展，此情况在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他说他始终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觉悟程度而言，也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

余英时先生于2021年7月13日给香港友人的信（图像来源，PC CHOW）

近年来，余英时先生不断告示人们，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民族主义是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的有号召力的价值。余先生说，他最近有这样一种预感：中共现在想借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最后手段，把国家往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引，走一条中国式的纳粹主义道路。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中国官方在大陆社会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连许多学者都很受这股情绪传染左右。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最容易走极端的。但历史中最提倡民族主义的德国与日本，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中共希望这样“站起来”，要凌驾世界，让别人膜拜，恐怕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中国国运如此，余英时先生从源头上进行了研究探讨——就是为何当年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共产主义。对于这个华人政治思想历史学界长久讨论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儒家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六四”后，余英时先生立誓不回中国大陆，并且放话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前途，余先生说，从历史角度观察，他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对中国1982年《宪法》修改之后的大陆政权，余先生将其定义为“党有资本主义”。眼见的未来，这个政权似无改变的可能，但决非“不可撼动”。他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回归文明的主流”。2014年，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成立六十五周年讲座中，指出民主是普世价值之一，“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因此中国文化与现代的民主、人权应该可以连在一起”。

余英时先生一生鲜明批判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图像来源，REUTERS）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成长，对中华文化有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他又在美国受到专业教育，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中。他把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美的“知识分子”做过很有意义的比较。人们指出，在余先生的心中和笔下，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也就是所谓“以道抗势”；而那种“志于道”（孔子）、“澄清天下之志”（陈蕃、范滂）、“事事关心”（东林党人）的士人传统，如果在现代，也一样可以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害之事”的理性关怀。正如余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说：“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他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余英时回忆录》前后历时十二年成书，于2018年11月在台北出版

余英时先生这位史学泰斗，其本人正是当今极其珍贵的社会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的精神和学术价值与世长存！

（2021年8月5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