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四）

何与怀

被党除名的王若水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反驳胡乔木

胡乔木、邓力群对《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保持缄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聪明办法，因为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如前文提到，在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几条主要“罪过”是：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以及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扬文章。

王若水的申辩书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一九八五年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一九八八年，不再是中共党员的王若水，在批驳中纪委决定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发表反驳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的《书林》杂志；〈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他和朋友合办的《新启蒙》丛刊上（分别在第 二 辑，一九八八年；及第四辑，一九八九年）。王若水终于答复了胡乔木对他的所有批判。

在〈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中，王若水反驳了胡乔木说的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的说法。王说：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也把个人崇拜说成是“对于个人的神化”，人们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那么为甚么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相提并论呢？为甚么不能说个人崇拜和宗教一样都是异化呢？胡乔木还把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不谨慎和脱离群众，还有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成熟。王说这也是很费解的。毛泽东变得不谨慎和脱离群众了，那么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理应降低，为甚么反而产生了个人崇拜呢？至于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在一九五六年八大时一度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才陷于错误。这不是毛泽东受全党影响，而是全党受毛泽东影响。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因为对毛盲目崇拜。所以，个人崇拜是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陷于错误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王若水指责胡乔木这恰恰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胡乔木指责王若水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飞跃”。王若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一文中评论说：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半封建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必须靠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来解决。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这就是一种异化。

胡乔木说，如果说异化是合乎规律的，又提出克服异化，这就是自相矛盾，因为规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对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阶级社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是不是规律？如果是，共产主义者为甚么要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理由很简单，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合乎规律的，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亡。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消灭异化，因为产生异化的条件还存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去减少异化现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乔木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但这些不是异化；只有“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才是异化，但是这种灾变并不存在。王若水驳斥说，且不说这种对异化的解释的错误，人们可以问： “文革”是不是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胡乔木必须否认“文革”有这样大的危险性，否则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

胡乔木给王若水他们关于异化的观点所下的政治结论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王若水说：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帽子是吓不倒人的。什么叫“反现实”？难道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难道像贫穷、愚昧、落后、犯罪、污染、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这样的现实也反不得？难道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大锅饭、党政不分等等这样的现实也不能碰吗？不要改革吗？套用胡乔木的话说，“反现实”这个用语，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压制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改革的尝试。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样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人民是不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没有前途的。

在〈论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一文中，王若水探讨了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含义。在批评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这句话是引证得最多的，胡乔木的论证也是以这句话为基础。王若水指出，马克思的下一句话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因而使得人的本质也产生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论证的)，但人的现实的本质不一定符合这种真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批判这种本质，并进而推翻一切压迫人、侮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认为完全可以从后者出发来说明前者，这种观点，实质上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不是历史中的纯被动因素。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完全决定了人的本质，那么怎么谈得上改变社会关系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束缚了生产力就是束缚了人。如果他们的本质已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他们又怎会感到这种束缚呢？

王若水本人自认，总的来说，他对这三篇文章要比对他最初写的那篇长文要满意一些，特别是〈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比较多地从正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几百篇响应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出来后，却没有什么人出来批驳或商榷。据说，胡乔木曾授意邢贲思写文章驳王，邢婉言拒绝了。胡乔木又不愿意自己出面发表文章，于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保持缄默。显然，他已意识到，他的反驳只会更加引起人们对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发表王若水文章的《书林》和《新启蒙》也付出了代价—两种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后被迫停刊了。

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王若水著《胡耀邦下台的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一九九五年五月脱稿，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一九九七年九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一九九六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王若水在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一九九五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九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二零零零年二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二零零零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王若水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两部）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二零零二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二千六百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七百五十六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王若水与妻子冯媛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他“新发现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