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和行规
市井毕竟是以“三百六十行”为主体构成的，行业管理便必然是市井管理的一大内容。于是，行业就从自己的内部产生了自我管理约束的机构和制度——行会和行规。与市井的公共秩序中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同，行规是同业内部和同业之间经相互切磋协商后形成的契约，他有同业中的权威强制性。
行会的功能之一，是限制本行业内部的不合理竞争。如工价、物价方面有同行公价的确定，对经营规模、地点与手段的合理性的认同，对囤积居奇、欺行霸市、中途兜拦生意的制裁，直到招收学徒、使用帮工的数量，等等。
行会的功能之二，是维护商人和作坊主的正常经营。在各地的市井中，至今还可经常见到的历史遗物，多是当初官府为裁决市井中的某一纠纷所作的“勒石”或“永禁勒石”。这些碑刻的官方文件，往往就是行会积极呈请官府的结果，而这些事件的缘起，一般也不是行业内部而是行业之间或行业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利益纠纷。一旦胜诉并获得官方行文，商人们就出钱勒石，以示永例。在一些历史商业发达地区的文化学术部门，往往将这些“勒石”整理出版，如《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之类，都为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行会的功能之三，是以社会界别名义影响官府，以求对罢工、怠工的弹压。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望江门外排夫、坝夫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徽州木行公所便借助官府“晓谕申禁”，“重申严令”，威胁坚持罢工者“候审明属实，重惩治”、“送县管押”。
行会的功能之四，是为同业办理善举。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竞争风险的保险补偿机制。行会在会员缴纳的资金中列出救济金，置义田、义庄、义冢、义塾之类，用于提供同业中不能归葬者、子嗣年幼无人教养者，以及罹天灾人祸者。
行会作为中国工商者的业缘组织，形式不一，有的是一行一业，有的则是相关的不同行业的联合组织，比如钟表眼镜行、席草皮货行。其实钟表与眼镜在业缘上毫无关系，但是有一点，这两种行业的工具是大多可以通用的，而且货源和配件开始时都是舶来品；而草制品与皮货则是在冬夏互为旺淡季。还有的是地缘与业缘的结合，如各地的“红帮裁缝”业（成衣业），旧时几乎都以宁波人为主体，因而又成为“宁波裁缝公所”。在一些大的行会、公所的内部，又会有帮派之分，如景德镇的陶瓷业内部，分都、徽、杂三帮；苏州的丝织业内部分京、苏两帮；成衣业中分红、白、本三帮；至于餐饮业，则因菜系不同分帮更多，大帮如川、湘、苏、粤等八帮，小帮如津、沪、杭、甬、淮、扬之类。此外，各地均有本帮菜，再加宫廷菜、回满等民族菜不入地方菜系帮派者，使餐饮业尤其显得林林总总，有时在同一市井中，餐饮业行会也至少会分六七帮之多。
市井商场，人多口杂，为保护行业的利益和秘密，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业都形成一套不与社会共享的行业隐语，称“行话”或“切口”。比如说1——10，广州的市井商家说成“支、辰、斗、苏、马、零、候、庄、湾、响”，当然11为“响支”、12为响辰，14为响苏等等类推；在潮州，又被说成是“拗、么、宗、超、新、漏、祭、厚、歉、重”，除数字外，其他的词汇也被隐语化，如锦（银）、黄（金）、升（角子）、皮锦（银元）、水（无钱）、火（有钱）、古（倒霉）、拜万寿（不发市）、撇（撤退）等等。在旧上海的市井里，切口也经常混着俗语流行，
如“洋盘”（花冤枉钱）、“打回票”（达不到目的而回）、“顶头货”（力大艺高的人）、“搭僵”（次品）这类话语屡闻不稀。
这里值得说一下的是行业禁忌。如商家忌说“关门”，在吴方言区而改用“打烊”；航运业忌“沉”和与之相近的“盛”，于是“盛饭”改说“装饭”、“添饭”，忌“翻（帆）”而改说“篷”，幡布就改说“抹布”等等。这些在市井中都属于“彩头”或“口彩”，说不好就被认为是倒霉、凶光。因为市井中的各业大多小本生意，竞争激烈，常常朝不保夕，于是常有恐惧心理，不可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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