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实验方法是得出准确数据和正确结论的前提。我们不断验证、小心翼翼，认真审视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做出选择、不断进步......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缜密、严格、细致的科学体系之上。

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认为，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就是“双盲对照试验”。

抗击SARS油画

2011年4月30日是欧盟规定的植物药生产企业准入资格注册的最后期限，中国的中药企业最终没有一家完成注册。这也意味着，c国的中药企业在进军欧盟市场的道路上已全军覆没。欧盟《传统植物药指令》规定从11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未经注册的中药将不得在欧盟市场上作为药品销售和使用。同年英国药品管理局继发布中药毒性警告。2013年11月，英国药物管理局颁布了中成药禁售令，该法令将于2014年4月底开始实施。这和国内对中医药的宣传产生了鲜明对比，一时舆论哗然，中医怎么了？

2004年，为了加强对植物药的安全使用和监管，欧盟出台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要求所有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2011年4月30日前完成注册，否则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实际上，欧盟规定的这一注册程序是一个简化程序，这一程序已经对来自中国或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植物药网开一面了，不要求像其他药物一样进行安全和功效测试，而只需要提供应用年限证明，证明药物对声称可以治疗的疾病有效。同时，该指令还向企业提供了7年过渡期。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最低的要求，这样一个简化的注册程序，中国企业也没有一个能完成注册。

那么，怎么证明药物有疗效？证明药物有效性的黄金定律：随机双盲试验。

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从先后发生的事件里总结出某种规律：秋天到了树叶就变黄，冬天来到水就要结冰，但是学过生物的我们都知道，树叶变黄和秋天到来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海南的冬天也不结冰。——这种习惯推理在大部分时间是起作用的。而人们也用它来确定药物的疗效，让患者吃下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治疗，然后观察患者是否痊愈，如果痊愈，则认定该治疗是有效的——这是传统临床的医学阶段。

然而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休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举个例子，公鸡叫了，太阳升起。这两个事件同样是相继发生，但是公鸡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休谟提出，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

１７８９年，在法国的巴黎学派，以Pierre Louis为代表的医生掀起一次医学革命。他们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而是要观察事实做出推理和决策。Louis第一次引入“对照组”的概念，发现当时广为流行的放血疗法和吐酒石其实并无疗效，发出了循证医学的先声。

单盲  

人们发现，有些疾病无需治疗也能自动痊愈，例如口腔溃疡，感冒等，有些疾病即使病人在吃安慰剂后，在心里暗示下能很好痊愈。而在以上两类情况下医生所进行的药物和治疗都是多此一举的，这些所使用的药物和疗法都是无效的“假治”。疾病自愈和安慰剂效应的发现，使得人们对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的确定更为谨慎了。

首先我们得把一定数量的病人随机分为三组。

为什么要大样本呢？因为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告诉我们，样本越大，统计结果越能稀释掉那些特例（例如某些人免疫系统特别强或特别弱），也就越能逼近真实情况。为什么要随机呢？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病人由于病情轻重而导致的痊愈效果阶段性差异。

第一组是对照组，不做任何治疗，用来观察病人疾病在没有治疗情况下的自愈效果。

第二组是安慰剂组，给病人吃没有治疗成分的“假药”，用来观察病人的心理作用对疾病的影响。

第三组是治疗组，给病人吃真药，观察这种药物或疗法的真实治疗效果。

当然，病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然后根据结果统计，只有第三组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前两组，才能证明该药物或疗法的有效性是真实的。

双盲  

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假如参加治疗的医生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出于自己的主观目的，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病人产生暗示，例如说，我知道你是安慰剂组，而我希望该疗法能被盲测认定，我就会暗示你你现在吃的是假药。又或者，我身处治疗组，我会更加认真细心，从而使三组病人并不是处于公平的位置。这些来自医生的主观偏见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人们改进了盲测的方法，把医生的眼睛也“蒙起来”——所有数据加密，连医生都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一组，而统计工作由第三方来进行。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屏蔽来自医生的偏见影响，让实验更加客观公正了。

这种大样本随机双盲测试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确定药物疗效的机制，也是一把严格的利剑，无情地砍掉了那些虚假的疗法，不管这种疗法背后有多雄厚的文化支撑（顺势疗法），也不管这种疗法被实施了多少年（放血疗法），总之无效就是无效。

双盲实验的比喻

户白茵扮演王婆

买苹果，王婆打开了一箱。“又甜又脆的苹果喽！不甜不脆不要钱”，说的好听！当然了，卖苹果的说的都好听。如果你是个智力正常的消费者，不需要考虑就会挑几个看看。不错，确实没有烂的。但是只看“几个”是不够的，最好把整箱都翻看一遍才放心。只是你没有时间，或者王婆也不让干。那么，你检验的越多，“这一箱苹果都是好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大样本”的意义。

但是，高明的消费者考虑的更多，他要货比三家，没准儿李婆的苹果更甜更脆，“比”比“不比”更可靠。这就是“对照”的意义。

比就比，李婆拿出十个苹果，可她眼花；王婆也拿出十个苹果，可她眼毒着呢。这不用比，王婆的苹果好。慢着，消费者可不是被骗大的，两个婆婆都蒙住眼，随便从箱里摸出十个来比比。最后是李婆的苹果好。嘿嘿，这个就是“随机”的意义。

经过这样的对比后，作为旁观的第三者，你要是真的以为是李婆的苹果好，你可能也上当了。因为这个消费者可能是李婆的托，也可能对李婆有好感。那么怎么办？将随机选出的二十个苹果让第三者来编号，然后打乱，再让消费者来判断，判断结果由第三者进行统计。现在不但消费者不知道，连王婆李婆自己也不知道哪个苹果是自己的。所以最后得出的结果才是真正客观可靠的。这，就是“双盲”的意义。

西药需要检验疗效，中药就不需要？同样有很多人说“我吃了一副中药，病好了”。

中医药的支持者最常用的说法就是“我曾经得了XX病，就是看了XX中医吃了XX中药后，才好的”。这和“我吃了黄体酮才保住胎”的说法是一个性质。

这些人都是把“前后关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由于中国人向来缺乏逻辑训练，所以即便是一些有高学历或高名望的人都难免掉进这样的逻辑陷阱，更别说普通人了。

真实情况是：许多疾病可以自愈，那苦味的药汤你可能白喝了。

以感冒为例，感冒属于“不治之症”，就是说目前没有找到能治愈的办法（有些西药可以缓解症状，但不治病）；但是感冒又是典型的可以自愈的疾病，亦即过一到两周这个病就自己好了。在感冒自愈之前，如果你喝了中药板蓝根，等病好后你就会误以为是板蓝根治好了你的感冒。有的人喝了板蓝根后当时就觉得“好多了”，这其实很可能是那一碗热水的作用以及你的自我心理暗示。

大部分疾病像感冒一样可以自愈，那些不能自愈的疾病也不会导致人种灭绝。即便没有中医药，我们的祖先也不会死光光，倒是享受了最好的中医药服务的皇家子孙甚至夭折率比普通人家还高：康熙20个女儿有12个夭折、36个儿子有16个没活到15岁；乾隆皇帝的27名子女平均寿命24.2岁；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根据玉牒统计，在道光皇帝时代皇室里“未成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五”。这么高的夭折率可能与滥用中医药的毒副作用有关。

当我们要中医药也来做个“双盲对照试验”时，它们往往以“自成体系”为借口逃跑了。

在中国，中医药可以在不做“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情况下大行其道，但是中医药想要走出国门就没那么容易了。在欧美，一种药想要上市，必须提交包括理化、生物或微生物、药理、毒理、临床试验结果在内的资料。但是如文章一开始介绍的，在2004年，欧美相继对植物药放宽准入门槛，不过美国仍要求必须做“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欧盟则连临床试验都不要求必须做，但要求提供可以与临床试验结果等效的历史应用资料。即便放宽门槛至此，也没有任何一种中医药能成功闯关，中药在欧美只能被当作普通食品出售，不得标榜任何疗效。

面对国际主流医学的不承认，中医药的支持者又拿出了“我们自成体系”的借口。但这是典型的诡辩。你可以说中医药的理论自成体系、中医药的手段自成体系、甚至中国人的身体自成体系，但唯独不能说中医药的疗效也自成体系，疗效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可能，你中医药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双盲对照试验”让有意无意的骗子现形，著名科学家认为双盲试验是人们最该了解的科学概念。

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认为，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就是“双盲对照试验”。道金斯说：

如果所有学校都教其学生如何去做“双盲对照试验”，我们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将会在以下方面得到提高：

1、我们会学会不从零星轶闻中去归纳普遍化结论；

2、我们会学会怎样评估一个貌似很重要的结果其实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可能性；

3、我们会学会排除主观偏见是件多么极端困难的事，知道有主观偏见并不意味着不忠实或不公正。这个课程还有更深的意义，他对于打消人们对权威和个人观点的崇拜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我们会学会不再受骗于顺势疗法和其它假冒医生的江湖骗子，让他们失业；

5、我们会学会更广泛地使用批判性和怀疑的思维习惯，这不仅会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说不定能拯救世界。（oztiger译）

了解这个概念，我们就能识破鲁迅所说的那些“有意无意的骗子”。

鲁迅年少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重病，结果是由于中医耽误了救治，导致他父亲过早地去世，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鲁迅先生，鲁迅因为家道没落，尝尽人情冷暖，所以立志要治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的病人而选择了学医。

在日本学医期间,看到在日本的国人的言行，发现国人的病在精神上，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弃医从文。

“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起，历时30年废止汉方医，现在日本没有独立资格的东洋医或中医，凡医师必须取得西医资格，法律规定不设中医资格考试。”

鲁迅在近百年前就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在我们了解“双盲对照试验”后，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这样说了。“双盲对照试验”让有意无意的骗子不能再把人的心理作用当成自己的法力无边，不能再把人的自愈能力贪为自己的医术高明，不能再把本就没病的人说成是自己治好的……

当我们深刻的理解“双盲对照试验”这个概念后，我们就不用再想着依赖那些看似“博大精深”实则“性灵玄谈”的概念，而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指导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至少让你或你的妻子在怀孕时避免在屁股上打那些疼死人的黄体酮针和灌那些苦死人的中药汤了。

所以中医是否有效？——用可靠的验证数据来说话吧。

我想，看完全篇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答案。其实，为了让中医药产业冲出大陆，实现全球市场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中医药厂商和研发机构在2004-2011年已经竭尽所能了。

目前中国有众多中医研究所，中医协会，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全国没有一个独立、纯净以中医医术存在的中医院），应该承担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责任，而不只是从传统古典哲学中去寻找灵感。

科学是一套方法论，照着做的就是科学的，不照着做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没有照着做，那么说它不科学是非常客观的评价。并不含有贬义。

医学首先是一门技术，在做好了本职工作之后才能谈里面的文化积淀，而不是反过来。谁都没有否定中医里面可能有有用的东西，但是重点是如何把这些有用的东西从大量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里面挑出来。

现代医学当然不完美，但是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给了它进步的可能，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了它剔除自己错误的可能。

对比中医，几千年来有什么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被剔除出体系么，没有进步能力的学科，有什么本事让人们相信它？

补充问题

药物都通过对照测试才认为有效吗?

不是，但是如果无法通过，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无效的。事实上，在1960年代FDA（美国食药监局）的科学检验系统出现之后，美国市场上的三十万种非处方药被“砍”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

药物的疗效是通过随机对照双盲实验确定的？

不是，尽管RCT认为是药物疗效评价的“金标准”，但药物的疗效并不是通过单个的RCT来认可的，还有更高的检验标准。

至今没有一例中药能通过双盲对照试验？

事实上，中医不要说双盲试验，单盲也是做不到的，甚至连起码的统计分析都没有。这里要区分“中药”与“与中医有关系的现代药物”两个概念。

“中药”是自古传承下来经方，基于中医药理论制成的药物，药性、配伍都有依照传统，目前所有中药中只有复方丹参滴丸通过了FDA 二期临床，其实也就是在125名患者身上完成了II期试验而已。但真正能够说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是大样本的III期临床试验。在美国做的临床试验是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即使几年后能通过III期临床试验，也仅仅证明该药对这种特定的疾病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不能证明它对其他疾病也有效，更不能证明中药都有效。也绝不意味着FDA认同了中医理论或中医体系。它只是承认了某种中药，至于这种中成药要治疗什么疾病，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副作用，都必须用现代医学方法来检验，并用现代医学理论来阐述。

没有中医，你的祖先怎么治病啊，怎么活下来的？

在今天看着很寻常的肺炎、肺结核、脑膜炎、痢疾、疟疾、猩红热、白喉和流感等疾病在当时都是致命的，再加上难产、瘟疫，一直到解放前我国的平均寿命没有超过35岁，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世界来说平均寿命也不过47岁。面对这种情况，中医并没有什么办法，至于《黄帝内经》里说的“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完全就是文学创作。到了1985年，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提高到62岁，我国提高到69岁，这要归功于的是现代医学的发展，由于抗生素、公共卫生和疫苗的普及，死于细菌感染等疾病的人迅速降低，大大改变了人们普遍短命的局面。

“我亲戚吃这个药好了”，“我一个朋友去找了这个老中医”，“隔壁邻居的大伯的表姨妈的妹妹吃了一个中药，西医都看不好，她一吃就好了”？

有这个疑问的话可以先学习一下“幸存者偏差”。

历史上有过尝试废弃中医吗？

借用鲁迅的一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外行就算识别出来“有意”的骗子，还是躲不过那些“无意”的骗子。

对“无意”的骗子这点，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起，历时30年废止汉方医，现在日本没有独立资格的东洋医或中医，凡医师必须取得西医资格，法律规定不设中医资格考试。

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医与西医的差距，谋求在中国推广现代医学教育，废除中医。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力主废弃中医，不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

1929年，南京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余云岫等《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称：“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此提案虽因中医业者见利益受损，通电、罢工、游行，高呼“倡中医以防文化/经济侵略’... 政府妥协而未能彻底实施，但不得开设旧医学校、中医禁止用西医诊疗设备等一直执行。

解放初，卫生部实际也在执行旧医改造，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1953年这些做法受到某某某的批评，两副部长贺诚与王斌被撤职。1954年，某某某说“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现代医学呢？

现代医学理论基础是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

中医可以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传承下来，而不消亡必有他存在的道理。怎么可以数典忘祖呢？

“存在即合理”是源自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的错译，事实上诉诸传统（appeal to tradition）是一种典型逻辑错误。因为人们以此为传统，与它本身的正确与否无关，悠久的历史不代表正确，而可能只是被某种原因阻隔了发现自身错误的可能，地心说延续了上千年，只是因为人们意识不到地球的公转而已。中医流传千年，是因为古代医学水平不发达，科学思想没有萌芽，人们被中医理论的不可证伪性以及中医实践的假治效果给误导了，一直没能跳出错觉而已。

一道题目选C可能有90%的几率是对的，然后有个人跑过来对我说：选C又不能100%对！那选A吧！选A又不可能100%是错！做了5000年的选择题了，有人选A必然有它的道理。

于是我看了A选项，嗯，选A大概有5%的概率对吧！我想要是生活中有人让我抛弃90%去选5%，我一定骂他蛇精病！

“盲”在实验中是一种基本的工具，用以在实验中排除参与者的有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个人偏爱。

“双盲实验”是 一种更加严格的实验方法，通常适用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human subjects），旨在消除可能出现在实验者和参与者意识当中的主观偏差（subjective bias）和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s）。在大多数情况下，双盲实验要求达到非常高的科学严格程度。

下面，让我们用一组精彩有趣的漫画详解“双盲”。

来源：听石头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