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海子已经被人们谈论了十年。我似乎是为了避开这种热闹，从来没有在文章中正面议论过他，也很少接触他的诗作。九十年代之初，我在一位朋友那里拜读过海子的长诗，那种浓烈的意象和哽哽吧吧地翻滚着的激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感到海子确实是一个天才少年。可是，几乎每一个卓有成就的诗人都曾经是天才少年。天才虽然十分可贵，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诗人在他少年时代显示出少年气质，这虽然同样可贵，但也同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多年以来我象对所有自杀者保持敬意那样，对海子保持着一份严肃的敬意，却一直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昨天晚上，我读一位朋友谈论宗教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附录中读到了海子的一首短诗，题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立时被它所震撼。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打动我的不是激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感之类。打动我的是这首诗的平静和朴素，以及在平静和朴素之后象天空一样广阔无垠的爱和幸福。我捧着这首诗，在心里反复地念叨着幸福、幸福，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感动还是羡慕，我只知道我确实从这首诗中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爱。也许我既不是感动也不是羡慕，而是一种真诚的羞愧。我因为自己长期以来感受不到幸福和爱而羞愧。人生虽然有无穷无尽的苦难，可是我们的心灵不能仅仅只感受苦难，不能让苦难把我们的心灵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去包裹苦难，在包裹和消化苦难中体验做人的尊严与幸福。

体验幸福，体验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修炼和学习的过程。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素质，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素质。同时还可以说这是一种状态，一种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态度，一种盈满爱和幸福体验的自由境界。最确切的说法也许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源于信任、源于爱、源于生命的完整与健全的放松。体验不到苦难的心灵是肤浅的，体验不到幸福的心灵是猥琐的，体验不到放松的心灵是残缺的。

一个人的心灵是不是残缺，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冷与暖，同时还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羸弱的爱心包裹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能够用心灵包裹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灿烂和澄明，都会永驻他的心中。用佐西马长老（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话说，就是要“用爱去获得世界”。即使是临终的时刻，佐西马长老的脸色“依然明朗，几乎带着喜悦，眼神也是愉快、和蔼的。”因为他的内心充盈着幸福，充盈着爱。他兴致勃勃地说话，不仅是为了说教，同时是“渴望着跟大家共同分享他内心的喜悦和欢乐”。临终的喜悦和欢乐，这真是妙极了。这是一个人从内到外的幸福感。他并不是在黑暗和罪恶面前闭上眼睛，相反，他对罪恶的体验比谁都明敏，比谁都深刻。他在临终忏悔中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有罪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但是因为我们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而且每个具体的人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这样的人，无论他看到多少丑恶，无论他看到多少黑暗，他都不会只作简单的反应，因为他知道，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那里面有我，有自己，有我们人性的缺陷和不幸。甚至可以说，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从人性内部生长出来的，它们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苦难的一部分。一个人爱世界，爱人类，爱人，就意味着必定会对人类精神内部的黑暗投之以广博的悲悯，施之以温暖的抚慰。

平静和朴素，从容和慈爱，悲悯和抚慰，这不仅应该成为诗人的瞬间体验，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成为我们的眼神和表情，成为我们的手势和声音。我在翻看电影杂志时，老是觉得西方演员和中国演员的表情很有一点区别。尽管那些中国演员常常喜欢模仿西方明星的姿势和笑容，可是中国演员们无论怎样努力地笑，都只能使笑成为一种肌肉运动，而不是那种从内心弥漫开的生命运动，不是那种朴素、自然和放松，不是佐西马长老所体验的喜悦和欢乐。我由此感到，也许我们中国种族缺乏一种自然的天性。前不久，我去一家宾馆看望两位从美国来的朋友，我在他们脸上也看到了西方演员脸上那样从容、平静的笑，我当时是那么高兴，那几天我几乎逢人就讲我拜见那两位朋友的感觉，羡慕和向往之情无法掩饰。我的那两位朋友也是中国人，他们去美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为什么那些中国演员在摄影棚里永远学不会的从容而又灿烂的笑，我的朋友在另一个环境里仅仅几年时间就学会了呢？

这显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我今天所要讨论的。我所要讨论的，依然是我们每个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素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早就习惯于一开口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等等，我想我们决不可完全陷溺于这一套话语之中。我们到了该对我们自身的生命和灵魂提出一点要求的时候了。我们不敢直面黑暗时，我们当然要反复强调直面黑暗的勇气。但直面黑暗决不是显示我们懂得黑暗或者我们不怕黑暗，而是要面对黑暗体验世界的丰富和生命的诗性，体验灵魂的超越和自由。

爱与幸福，也许就是生命的最纯粹状态，悲悯与抚慰，是源于爱与幸福的对于世界的态度，而从容与平静，则是爱与幸福所穿的一件休闲服。这种内与外的一致，才是真正的自然与放松。这样的生命，才是博大甚至伟大的生命。

《圣经》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见《圣经-约伯记》。所谓观看和瞻望，就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与天地灵光相沟通。也许这就是获得内与外的一致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佐西马长老所说的获得世界的方式。只有那与宇宙灵魂相通的人，才能拥有真正博大高远的生命和伟大高贵的灵魂。

这种观看和瞻望，固然需要饱满的生命激情作动力，也同样需要一种博大的宁静作底气。而一个高贵的灵魂，正是需要在一个宁静的氛围里静静地发育生长。海子的遗憾之处在于，他没有为灵魂的进一步生长提供足够的时间，因为他过早地放弃了为灵魂的生长所必须的肉身依托。1989年3月26日，这个天才的诗人以其26岁的英年告别了这个他所深爱的世界。这自然说明他的灵魂尚有某种内在的晦暗。但他曾经这么深地体验过幸福，这么深地体验过爱，体验过宇宙之光的沐浴与照耀，也就说明他曾经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世界，而且是非常完整地获得了这个世界。他的体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其可贵的启示。它让我相信，中国作家也是可以体验爱与幸福的，中国文学也是可以从爱与幸福、祈祷与拯救的层面寻找发展的可能性的。我们应该努力拓展这种可能性，努力使之成为我们的文学现实和精神现实。最为重要的是，海子的诗让我感到了爱，感到了幸福。也就是感到了他的沐浴与照耀。这种沐浴与照耀，它好象同时也是来自自我灵魂的内部，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外一致、通体透明的照耀。它不是让你感到被爱，而是让你感到爱。这个世界上几乎可以说没有被爱，任何对于爱的意识，都是对自己生命力的调动和激扬，是对内在爱心的发现和体验。

体验爱，体验幸福，体验光明，体验温暖，这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能力，一种状态，甚至这就是生命本身。只有能够体验幸福的人，才能说得上是完整的人。生命是痛苦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一个人仅仅凭着他的本能，就可以体验到这个真理。生命是幸福的，这却是一个需要用灵魂才能体验到的真理，是一个需要秉承天地之灵的启示才能领悟到的关于爱的真理。我们不应该再扭曲下去，我们应该生活得堂堂正正，这就必须放松，必须有爱和幸福作底气。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高贵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是做一个高贵的人。做一个高贵的人，就是做一个能够体验爱和幸福、体验祝福和祈祷的人。

由于海子的诗的激发，我辗转难眠，于凌晨两点起床，我以写作的方式体验我的幸福，并将这“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告诉给每一位朋友。我以写作的方式，向一切幸福和不幸福的人，致以深深的祝福。

◎《薄伽梵歌》对于战争的质疑与反思

《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也是印度教最主要的经典。“绝食大师”甘地的精神底气，就来自这本书。全书的说教是以一场部落战争为缘由而展开的。般度的三子阿周那率领大军来到战场时，本来应该是一副雄武蛮勇、奋力砍杀、遍地横尸、“流血漂橹”的景象。可是阿周那不象中国将军那样只有杀敌立功这一面，他的思路要开阔得多。我们且看看他当时的想法：

“……
哎！我们竟然横下心来
去招致不容宽恕的罪过，
诛戮自己的宗亲家人
却是为了王权和享乐。
即便是持国的儿子们
用利刃杀我于战场，
我也决不挥戈抗争，
如此倒觉得坦然舒畅。”
……阿周那在阵前说了这番话，
说完他心里万分悲伤，
于是他仍掉手中的弓箭，
一屁股倒坐在车座上。
——《薄伽梵歌》第一章
“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行乞，
也决不诛戮那些尊长，
杀死了贪财好利的长者，
就会将那染血的过失品尝。
是我战胜他，还是他战胜我，
二者哪一种更好我却搞不清，
持国的儿子们就站在前面，
杀死了他们，我们也痛不欲生。”
——《薄伽梵歌》第二章

阿周那面对敌人的时候，不只是看见了敌人，他还看见了血缘至亲，看见了人。这就体现了阿周那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也体现了古代印度文化的丰富性。

一个人即使是在战场上，也不是只有“敌我”这么一种意识和“杀敌立功”这么一种冲动。他应该还有超于这些之上的精神活动，比如生命伦理之类。阿周那对杀戮的疑虑与反思，就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怜惜。

正是这种敬畏和怜惜，才可能将人性提升到善良、美好、丰富、博大的状态。这才是文学家和一切人文学者所采取的立场。海明威、海勒描写战争的小说，最近流行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都持有这样的立场，真正体现了文学的良知和人类的良知。即使是在战争之中，即使是在描写战争的文字之中，这种良知也决不可泯灭，因为人性的尊严和丰富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泯灭的。

可是中国大陆五十年代以来的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完全被一种奇怪的意识主宰着，这种意识就是好人杀坏人的正义感和痛快感。杀戮和血腥被蒙上了神圣的色彩。这实际上是将人性先简化到只有政治性，然后又进一步简化到只有杀戮和血腥。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反文学的，反人性的。任何文化产品，都参与着对人性的塑造。我们一味生产出这种单一、冷硬、刻板的读物，造出一个单一、冷硬、刻板的文化氛围，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日趋单一、冷硬、刻板。我们今天的冷漠、麻木，精神上无所凭依，与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单一的文化氛围甚是有关。

最近二十年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许多作家为此作出了艰辛的令人尊敬的努力。但是积重难反，彻底的改变尚未看到。也许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看到好一点的局面。

文学应该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展现人性的丰富性，促进我们的精神世界日趋丰富，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不应该与此相反。

◎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

王开岭在他即将出版的随笔集《激动的舌头》中，引用了赫尔岑回忆录所谈到的一个风俗。赫尔岑满怀深情地说，西伯利亚地一些地方，处于对流放者地关怀，形成了这样的习俗：他们夜间在窗台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凉饮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间逃走路过这里，饥寒交迫，又不敢敲门进屋，就可以随手取食，以度难关。王开岭接着赞叹道：“多么伟大的细心！”。

前不久读张宇光《拉萨的月亮》（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才知道拉萨每年过年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到街头布施穷人。穷人成排地站着，众多布施者拿着零钱一路分过去。书中“我”钱分得差不多了，就专挑看得顺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他看着不喜欢的人，就被他跳过去了。这是，“我”的同伴、藏族大学生达娃把“我”拉到一边，告诫“我”不能这样有所遗漏，这样做回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伤害。惟有依顺布施，布施完了就结束，才是对的。达娃讲完以后，认真地看着“我”，当她确信“我”已明白了她地意思而又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才放心地继续布施去了。

我对这一段文字惊叹不已。我禁不住批曰：“细腻的心灵。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读到这么好的文字，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粗糙，我们的心灵当然也只会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自私和冷漠。

西伯利亚民人和拉萨民人都有这样伟大的善良。

法国社会也有一个由志愿者兴起的节日，叫露宿街头周。这群好事者提倡安居乐业的人们，每年都在那一周到街头去住宿，以体会无家可归、长年露宿街头者的辛酸与困苦，从而激发起伟大的爱心，和援救的举措。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群体对于落难者和弱者的体贴与关怀。他们不是呵斥弱者、欺凌弱者，而是以最大的善心布施弱者。在奉命整饬市容市貌时，他们也许也有人像中国警察那样将露宿街头者赶走，可是社会的另一些成员会主动送上关切。人类的心灵尚有温暖的一角，由此得到了体现。

为什么细腻本身就常常是伟大的，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

一个人关心别人的处境和尊严，必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尊严体验。所以，在一个彻底丧失了尊严的无赖群体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良知和关怀可言。粗糙、冷酷、欺凌、掠夺、踩着别人的头颅向上爬、为自己的毫毛之利不惜毁灭整个世界，这就是支配中国人的逻辑和信念。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中国逻辑。

◎因幸福而哭泣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引用了16世纪里昂诗人路易斯·拉拜的一句诗：
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
生活对于我既轻松而又艰辛

我似乎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诗。我们总是偏向于认为诗人是体验痛苦的，其实诗人同时也是体验欢乐和幸福的。一个人的人性发展得越丰富，精神自由的空间越广阔，他所体验的人生也就越是丰富而又广阔。即使是以讨论苦难著称于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只会体验压抑、苦闷和哀痛。

艺术应该展示最丰富的人性。即使是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也应该体现这种丰富性。前不久听一首老施特劳斯的舞曲，那么强烈的欢乐和喜悦给了我同样强烈的震撼。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更是如此。太让人羡慕了。

越是体验过大患难和大哀痛的人，越是应该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做人的欢乐与喜悦，因为此中包含着做人的尊荣和庄严。有一位朋友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感到震撼不已，觉得能跟这样的生命同为人类是值得骄傲的。可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虽然像鲁迅说的那样压抑，同时也是十分庄严而又丰富的。人如果体验不到这份为人所特有的欢乐和喜悦、尊荣和庄严，那么，承受痛苦和担当患难的动力在那里呢？

◎开辟悲悯与拯救的文学模式

李佩甫先生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纯文学圈子中，是1999年反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它写得很精致，文笔也不错，当然也不乏深刻和犀利。可是，它基本上处在张炜《古船》、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白鹿原》的文学想象和艺术模式之中，也就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现中国人的生活面貌，揭示中国人的生活逻辑。从远处说，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和《官场现形记》所构成的文学模式和传统。

由于有了《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的出现，我对这种思路一直有所期待。可是，《羊的门》没有满足我的期待。它只是比《古船》等作品更精致，把中国社会的腐败糜烂展示得更加充分，却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它甚至不如我以前所读到的李佩甫的别的作品那样让我感到新鲜和深刻。中国作家几乎用了全部精力关注社会历史并所表现出严重的无可奈何，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社会积弊的深重，另方面也说明了作家们精神空间的窄小和艺术想象力的衰竭。

中国文学要想取得更大更丰富的发展，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拓出更为宏大辽远地精神空间，必须创造出新的精神模式和文学模式。在目前的文学格局中，社会、政治、历史这一路，依然是主流。此外，还有偏重于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一路，有偏重于揭示隐秘的感觉和内心世界的一路，还有偏重于文本自身的意义生成或消费效果的一路。

似乎不够，所有这一切都不够。应该出现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新的文学模式，它不是《三国演义》和《官场现形记》模式地延伸，也不是与它相对峙，甚至也不是作为补充，而是能够涵盖这一模式及上述一切模式。不只是将社会洞穿。而是将人类文化和人类一切游戏规则洞穿，将存在本身洞穿。不只是为人的堕落而义愤，而是对人性内部的混乱、下流、无力自持感到羞愧和悲悯。不只是期望在社会内部解决社会纷争，收拾社会残局，而是引来一团上天的辉光，给人类的心灵一些温暖和抚慰。不只是展现给人们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而是告诉人们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可以是怎样的、你可能是怎样的。

告诉人们你现在是怎样的，这是新闻记者的事。新闻记者用陈述的方式讲出这些，将会让我们清醒。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度，文学有时履行一些新闻的职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仅仅在新闻的层面穿行。更为根本地说，作家的切入点应该是人类灵魂。如果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他所展现的腐败糜烂就可能只会激起我们的恶心感。说实话，《羊的门》中的许多东西，比如那个呼伯、那些官员之间的肮脏倾轧，都让我感到恶心。文学带给读者恶心感，也许是一种不该有的失败，因为上帝让我们看清人类的缺陷和下流，乃是要我们爱人类、悲悯人类，并用我们不息的爱拯救人类，而不是要我们带着恶心感遗弃他们。

用上帝的爱，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的写作模式。应该认真研究由《圣经》和《卡拉马卓夫兄弟》所体现的文学态度和模式，那是悲悯与拯救的模式。还要充分消化《红楼梦》所蕴涵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以及直面人类精神困境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孤独者》（鲁迅）《变形记》（卡夫卡）的资源。总之，中国文学必须从社会表象中超脱出来，朝灵魂的向度、存在的向度、悲悯与拯救的向度寻找出路。迈不出这一步，中国文学就很难出现大的起色。

◎到哪里去学习宽容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倡导者甘地无疑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关于他的宽容精神的来源，他在《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有过非常简明扼要的交代。甘地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成了一种对印度教所有宗派和其他姊妹教的容忍。”因为他的父母常常带他们兄弟去朝拜各种教派的神庙。他的父亲有各种教派的朋友，那些朋友常常来拜访，他们常常谈论宗教和世俗等等各方面的问题。父亲“总是尊敬地、常常是有兴趣地谛听他们的言论。”

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甘地“容忍一切宗教信仰的态度。”也就是说，是宽容的环境造就了人们宽容的文化习惯和文化品性。

一个人只有在受到尊重的环境里才能学会尊重别人。对于我们这些在备受凌辱和掠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按照斗争逻辑和掠夺逻辑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从来意识不到尊重和宽容是什么东西。即使我们某一天忽生顿悟，立志要学习宽容，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学习呢？

其实宽容一点也不神秘，它不过是一种文化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我们无从养成这样的习惯，只好求之于道德，企图以道德的力量实现宽容。可是，道德的力量比文化习惯的力量要小得多。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指望太多，所以总是落空。

◎政治的奥秘就是妥协

1927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党开年会，尼赫鲁提出印度独立和反帝决议。甘地认为这些想法过激，没有参加讨论。1930年初，国民大会党举行全国大示威，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甘地认为印度还没有得到自治，谈不上独立，因而也没有积极参加。但是，就在这段时间，甘地却同意尼赫鲁等人将国大党政治纲领中的“自治”改为“完全独立”。这是甘地对他的政治兄弟所作的妥协。

在印度人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1930年，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一年以后，印度总督艾尔文一连三次邀请甘地会谈。总督同意减轻活动家的监视，释放政治犯，但拒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和处分警察暴行。总督还答应在下一次圆桌会议上讨论印度自治政府组织法，但拒绝讨论独立问题。甘地接受了这些协议，双方还签定了“休战协议”。甘地的这一举动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人们不能理解甘地所作的妥协。半年之后，甘地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提出自治要求和大选建议。英国政府不想突然之间放弃太多的权力，但是同意印度人建立议会。这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妥协。

政治的奥秘就是妥协。甘地和英国当局都深通这一点。因为政治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和平共处的契约和承诺。所以政治实际上就是妥协和让步的艺术，是平衡和和平的艺术。

政治是妥协、让步、宽容与和解的艺术。1957年，北大学生严仲强说：“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总是喜欢知道国内各种力量对比的，这种对比的真实的情况是不能从某些干部及文人们无耻的献媚及阿谀的颂扬中寻求答案的。但鸣放可以提供这种答案，通过鸣放中共可以估计到各种力量对比，学习对待不同人的手段……”在这篇《压制不了的声音》里，严仲强还说：“任何具体党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常常不能一致，因而发生党、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严仲强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统治者应该学习平衡各种社会力量，在捍卫自己利益的同时，还要照顾各种社会利益，以便达到各种力量的妥协与和解。当时的中国有许多人懂得这样的政治道理，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可是他们全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打到社会之外。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们所关心的其他集团的利益遭到了无理的剥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智慧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从此中国人就基本上完全忘记了这样的政治常识，而进入了一个以一种利益压倒一切利益的极端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看，各种声音都在大鸣大放中得到了表达，各种力量都由此得到了体现，但很少出现真正具有智慧的声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才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代表者。大家都陷入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简单而又专横的思维模式之中，全都拿出“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决绝态度，非得把一切异己力量扫除干净不可。这种独霸天下的凶暴之气几乎荡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与1957年比起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丧失殆尽。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没有智慧最为苦难的时期之一。

妥协与让步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对方或各方人格、利益、权利的尊重。甘地是大仁大善者，具有最宽广与宽容的胸怀，最愿意以妥协的方式平衡各方需要，达成各方和解。只有彻头彻尾的无赖才会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才会把别人看作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才会把别人的要求和需要看作非分之想，才会把妥协与和平的艺术变为斗争的艺术，才会为了捍卫单方面利益而毫不妥协地一意孤行，虽毁灭天下、伤尽天理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的政治启蒙，应该从学习妥协、让步与平衡开始。决不可强调压制和暴力。“打倒”、“粉碎”、“砸烂”、“消灭”等等都是不仁不智的思路。因政治而流血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耻辱。虽流血而不见任何妥协与让步则是更大的苦难与耻辱。

◎信仰就是激情

将人类一切生活统一为一体的是激情，而信仰就是激情——克尔凯郭尔这句话可以说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奥秘。人类生活的真正动力始终是内在的，一切外部现象诸如社会、文化、宗教、道德、政治等等都是人类内在激情的外化与文化而已。

中国人文化想象力的衰竭，实际上就是内在生命激情的衰竭。中国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也因了内在激情的衰竭。

◎把敌人变成人

1944年冬天，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穿过。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让德寇杀死了。”“妇女们怀着满腔仇恨，朝着大队俘虏即将走来的方向望着。当俘虏们出现时，妇女们把一双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士兵和警察们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生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的破旧的长筒靴，把手搭在一个警察肩上，要求让她走近俘虏。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两条腿勉强支撑得住的俘虏的衣袋里。于是，整个气氛改变了。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等各种东西塞给这些战俘。

这是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的一则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叶夫图申科写了这样两句话：“这些人已经不是敌人了。这些人已经是人了……”

这两句话十分关键。它道出了人类面对世界时所能表现出的最伟大的善良和最伟大的生命关怀。当这些人手持兵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他们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是跟所有别的人们、跟“我们”和“自己”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主动地将他们的身份作了这样的转换以后，和平、友爱、宽容、尊严等等才立时具有了可能性。如果死死咬定“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的原则，所谓人间和平就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更别说实践上的努力了。一个人有没有丰富的人性，是不是具有超越仇恨和敌意的心理力量，在这里可以见出分晓来。

苏联老百姓可以在大街上把敌人转化为人，给予友爱和关怀，斯大林却在宫廷里把他的同僚一个个转化成了敌人，一个个杀害了。还有许多善良而又高贵的知识分子，以及善良而又无辜的富农，都给他作为敌人杀掉了。高尔基曾经大省抗议“国家恐怖”，布哈林则形象地把国家恐怖比喻为杀人的机器。他临死的时候说：“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布哈林也没有真正醒悟。他在诅咒机器的同时，还在宣扬无产阶级的斧头应该是无情而又纯洁的。为什么这把斧头杀了2000万无辜者都是纯洁的，而仅仅到了杀他的时候，他才感到斧头不纯洁，而且仅仅只是因为杀他才不纯洁呢？正因为人类都像布哈林一样狭窄，所以把人变成敌人并大肆砍杀的悲惨事件，构成了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基本线索。在中国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么多人被命名为阶级敌人，惨遭迫害或杀害。无数的冤魂至今仍在地狱深处睁着寻找正义的眼睛，逼得我们永远心神不宁。

究竟是把敌人变成人，还是把人变成敌人，这里体现了人类灵魂走向的两种可能性。一种走向通往天使，一种走向通往魔鬼。人类真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群体，他们高贵的时候那么高贵，凶狠下流的时候竟然那么不讲道理。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无政府主义被欧洲人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它是共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巴枯宁与马克思的矛盾，乃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19世纪40年代，巴枯宁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20多年以后，巴枯宁这样谈论马克思：“那个时候，马克思在思想上比我进步得多，如今他虽然不见得比我进步，但仍比我博学得多。……他尽管比我年轻，却已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修养的唯物论者和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相见的次数颇多，因为我敬重他的学问以及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热情而严肃的献身精神……”这样谈论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马克思是很有教养的。巴枯宁说马克思总是怀着仇恨，还说马克思“是一个虚荣的、不义的、诡诈的人”。这样说当然有不当之处，至少是不够准确。比如关于马克思的仇恨，也许理解为正义感更为恰当。

但巴枯宁通过这种谈论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从事社会改革的理论设想和实践时，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黑暗、残酷、无耻，如何从这些黑暗、残酷、无耻中挣脱出来，以超越和悲悯的态度来革除一切不义。对于有头脑有志气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一个投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其最初的动力也许来自仇恨和正义的激情，但最终的态度应该是超越仇恨、也超越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层面的情感，而从事社会改造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一定是超社会的，一定是来自某种终极理想的。

为了做好人间的事情，仅有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有作为人的精神支柱的信仰的介入，也就是必须有神的力量的介入。甘地说：“一旦你将宗教信仰的因素引进政治，你就使你的全部政治观点完全改变了。于是你就能够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没有超越社会情感的伟大爱心，就不具备投身于社会改造事业的价值依据和力量来源。他还说：“爱的法则要求我们不要以怨报怨，以暴还暴，而要以德报怨。”这里所云“信仰”和“爱”，其实都是神的力量。尽管引入神的力量，也常常难免弄出令人痛心的事情来，但仅仅仰仗人本身的力量，人性的邪恶则必定表现得更加可怕。巴枯宁虽然以自己是无神论者为骄傲，可正如马克思所言，巴枯宁是一个热情的理想家，或者说是一个梦想家。他的梦想就是他的信仰之神。在思想观念上，他确实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在精神结构上，他是有神的。无神论者并不一定是灵魂深处没有神圣信仰的人。

像巴枯宁一样，马丁·路德·金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他说：“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面对20万处境悲惨的黑人同胞，金没有着意调动他们内心的正义感，没有强调仇恨与复仇，没有说奴隶的儿子要向奴隶主的儿子实行专政，而是说要坐在一起共叙人间友情，而且用“兄弟”这样的词语描述政治利益相对立的人们的关系。他在精神上遏止了黑暗与黑暗对峙、仇恨与仇恨循环的可能性。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如果真要实现，绝对需要超越人类日常心理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只有来自信仰，来自爱，也就是来自神灵。看来只能如此。

◎爱需要学习

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与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试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所以一切正在开始的青年们还不能爱；他们必须学习。他们必须用他们整个的生命、用一切的力量，集聚他们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

——以上是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写下的几句话。里尔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爱除了来自生命的天性以外，还有需要学习的一面。爱既是人类本性，又是从社会文化生活中习得的教养。建设一个充满爱意的文化，就是建设一个培育爱的精神的环境，也就是建设拥有爱的灵魂。

◎关于想象力

中国人生命衰竭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想象力的衰竭和丧失。他们只愿意陷于既有的格局中相互倾轧，凡是那些改变不良境遇、重建美好秩序的设想，几乎都被中国人看作“不可想象”。无论是精神文化得发展还是科技文化得发展，都需要伟大的想象力作为创造的条件和动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想象力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一种文化信念。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活动。它不是思维，而是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文化理想，是按照这个理想来要求自己也要求世界的严肃感和使命感，是准备为实践这个理想而承担责任与祸患的勇气和决心。所以，想象力的水准，就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水准和精神自由、道德自律的水准。当我们说一个个人的想象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个人的精神生命已经灭亡，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民族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价值沦丧和道德堕落，一切在思维中能够想到的美好事物都因为不愿意付出努力而加以放弃、拒绝和扼杀，一切单凭常识就知道丑陋恶劣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思改变。

没有想象力的人不仅是丧失了良知和信仰、道德和理想，同时还丧失了文化。因为想象力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是将人类精神向理想状态引导、提升的有效方式，所以，想象力的丧失也就证明了一种文化的动能和内在生机已经丧失。或者换一种说法，一个民族丧失了想象力，也就成为了文化之外的存在物。这样的存在物不但会憎恶想象力，也会憎恶文化本身。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社会，不但是反信仰反良知反道德反理想的社会，同时必定还是反文化的社会。

耶稣说：“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不敢相信的东西并不是思维达不到的东西，当然也不是想象力包容不了的东西。信仰从来不是考据和实证，甚至也不是阅历和经验，信仰是对一种价值的持守和践履，是持守和践履一种价值的人格自律和灵魂力量。

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对于天堂和地狱以及未来的黄金世界的拒绝，都不是基于逻辑推理或经验实证（天堂、地狱、将来都是永远不可实证的事物），而是出于对一切既有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表现了鲁迅要在虚无之中重新创造一种全新价值的文化理想和超逻辑超实证超经验的精神信念。

这就是想象力，也叫文化想象力。

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就是激情。”同样可以说，想象力就是内在的道德生命，也就是激情。将这两个等式合起来就是：想象力就是信仰。凡是自己不愿意想象的事情，都是自己不愿意信仰也不愿意践履的事情。

如果有一个人跟中国人众说，我们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人众中的阔人和窄人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以一人之寡而主宰全国人众之命运生死，如此艰难而又荒谬绝伦的事情却是中国人个个都能想象并乐于践履的，就因为中国人个个都对此怀着理想和向往。阔人“不可想象”民主政治是因为不愿意失去利益，窄人“不可想象”民主政治是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由此一例即可知道，想象力是跟人们的文化理想、价值信念和灵魂力量连在一起的。

◎致张宇光兄的一封信：

…………
你对我的文字的肯定和阐发，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你我文风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感受太接近了。正如你在信中所说的，“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中国最奇怪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样奇怪的境遇中，多半只有麻木和发疯两条路。我们如果既没有发疯，也没有彻底麻木下去，算是得到了天之大助。我们应该为此庆幸，为此感谢上天的大恩大德。尽管我的文字中常含怨愤之情，但在内心深处，我是很有点蒙恩承德之感的。基督教中有感恩节，他们因了自己能平安地活着而体验到上帝的恩赐。我的意思差不多。我没有在绝望中疯狂，而是保持了平安和清醒，这真是造化的无量恩德。

至于那些复杂的文化问题，出于读书人的癖好和习惯，我也不是完全不去想它。可是我确实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它。我对身外之事，好象越来越不关心了。前几年，我有点寄希望于个人，我的一篇讨论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问题的文章，最后一节就叫“成为个人”。那时我还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提倡在中国来一个精神哲学的转变，以具有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个人，作为我们重建文化的支点。可是后来，我对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精神，渐渐产生了怀疑。我终于知道，人、个人，决不象西方人道主义者说的那样光明纯净，也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坚定地信赖。我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对人作什么批判和清算。我只是想说，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当然也没有贯彻、实施自己的心理愿望和精神信念的能力。人几乎完全受着人性深处隐秘的欲望和冲动的掌握、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深受与生命伦理相对抗的历史逻辑的支配。尽管人类知道怎样才是高贵、怎样才是幸福，人类甚至一天也没停止过把自己引向高贵和幸福的努力，可是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理想，都被自己所毁坏。人类所建立的一切契约、禁忌和原则，都被自己所砸碎。比如说，人要求自己遏制暴力冲动，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伦理秩序，可是人类竟然没有能力放弃战争与暴力哪怕一天或者一小时。人一有机会就掠夺，就使坏。你的笔下就写到了西藏原始部落之间的抢掠问题。实际上这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法布尔的《昆虫记》详细描写了屎壳郎巧言欺诈、劫掠同伴食物的情况。在远古时代，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掠夺成性、逞强欺弱的。一切战争最初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掠夺。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无数次战争，都是由掠夺导致的。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实际上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对于强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劳永逸的掠夺。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合理化，从此掠夺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孔子最急切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礼。人们甚至给“礼”赋予高贵神圣的意味，真是滑稽得很。这是人类的思想家在百般无奈中所作的万般无奈的选择。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就是强者的一次性暴力所获得的利息。

我们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古人，好象我们比古人文明了一些，聪明了一些。这是现代人一相情愿的妄断。发生在现代世界的那些战争，与古人的战争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人的残酷，与古人的残酷也没有什么区别。仅仅只是方式略有改变。当我们知道玛雅人把人的头皮剥下用于祭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嘲笑他们的愚昧无知，更不要产生什么优越感。希特勒的焚尸炉与玛雅人的剥皮刀，谁更残酷？仅仅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杀害几十万个生命，这样的残酷，是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为了一种虚妄的信念，不惜杀害十分之一的人口（如前苏联），甚至五分之一人口（如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古人不可想象的。

古人大约没有思想罪，现代社会大量大量的人因为怀有某种思想而被剥夺生命，或者像胡风和那些右派分子那样被剥夺做人的权利。有时候，甚至所有认字的人都要被关进集中营，这种有理说不清的痛苦，不会比面对玛雅人的剥皮刀时的痛苦小一些。我真真切切地相信，现代世界的残酷和罪恶，一点也不比古人少。仅仅只是方式有所改变。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一点也没提高。人类依然深陷在欲望的汪洋大海中，无力自拔，大多数时候也无意自拔。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鼓吹，现代人很少考虑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对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我们几乎是无限夸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贵的一面，我们甚至常常相信人类是万能的。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竟然常常相信个人是万能的。以人类亿万之众，竟然常常愚蠢地拜倒在某一个凡身肉胎的脚下，把世界的一切希望和个人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这么一个个人。这一点更深切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残缺不全的一个物种。

多年以前，莎士比亚剧本和诗歌中对于人性的礼赞，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理想的充满诗意的描述，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捍卫，歌德、惠特曼对于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展现与歌颂，卢梭和马克思对于公正、平等、正义的呼唤和信赖，康帕内拉、布朗基、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弗逊改造人类生活的伟大热情和伟大生命力，托尔斯泰、甘地、泰戈尔浩荡无边的人性之爱，——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我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人，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诞生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财富。很长一段时间，在最闭塞的地理死角和社会死角，我一直独自承受着来自人性深处和社会深处最阴暗力量的挤压和蹂躏。可是，由于对上述那些伟大的财富怀有坚定的信念，我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神气。我甚至形成了具有人格主义色彩的思想倾向，认为人有能力按照自己认定的理想人格铸造自己的形象。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对我的影响很少很小。我常常不无骄傲地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我愿意永远生活在十九世纪。可以说，我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最真实的作品和最坚定的信徒。

可是，最近两三年来，我渐渐感觉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没法解释我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整体观察和整体体验。我所认识的人和人性，跟他们所描述的人和人性，差距很大。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很小很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永远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动物。他不但是历史的奴隶、社会潮流的奴隶，也是自己的奴隶。人主宰自己的愿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自以为真实，实际上并不真实。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各种各样充满光辉的解释，设定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生活意义，这表明了人性深处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但所有这些假设都没法把生命本身的虚无填满，也没法使得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类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将是永恒的。

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幻灭和蔑视。我所幻灭的是对于人性的过于光辉过于单一的礼赞和信赖。我的文字如果像你所说的打开了一个什么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幻灭。人性深处的痛苦和无奈，时时都在启示着我们调整对人类的态度。尽管人类也有值得礼赞的东西，可是更根本地说，人类更需要悲悯。尽管人类必定要为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人类更需要得到某种内外相通的力量的拯救。跟礼赞比起来，对人类的悲悯是更为深刻的感情。这是领悟到人类别无出路而生长起来的最真挚最温柔的爱心。当我们这样爱人类的时候，内心已经体验到了精神得到拯救的可能性。

在没有出路中寻求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于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于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人类的根本缺陷决定了人必须放弃人类万能的虚妄信念，必须到人类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寻找精神出路。这就要求人学会真实，学会谦卑，学会虔敬。如果说人性确实还有光明因素可言，真实、谦卑和虔敬就是其最充分的体现。说到底，爱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来自人类生命的内部。

张兄，这封信写得够长的。我算是向你交代了我的思想历程。我的这些思想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最近两三年间，一丝一毫地逐渐出现的。这期间是我精神上最虚弱的时期。对于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幻灭感深深地折磨着我。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全过去。用悲悯的眼光悲悯自己也许是有效的，可是用拯救的态度拯救自己却难于做到。在我从人本主义精神资源中渐渐退出的时候，没有另一个同样丰富的资源为我提供支持。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企图从基督、佛陀、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启示。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尽管我想尽快跨过去，却感到步履沉重，虚弱无力。我只能远远地打量他们，极力从他们模糊的背影里感受希望之光。我几乎为此耗尽心力，无法去关心更加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种虚弱感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总该好自为之才是。你在信中说，“我给自己定了个大致的目标，以后试着努力去做。这种时候只能多要求自己。”你的想法对我具有鞭策和鼓励效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永远保持最大的善意，保持最真诚的祝福和祈祷，但永远不要抱有什么指望。指望太多，其实是为难自己。即使是对于自己，我们也很难有多少期待和信赖。人性如此，历史和现实如此，我们作为人性的承载者，作为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创造物和体现者，怕是也难于超越诸般缺陷和罪孽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取消人的主体性，更不是主张自甘堕落，成为心安理得的无赖。我只是说，对自己也要低调一些。你所说的试着去做，其实就是低调。低调不等于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这正如你紧接在“试着”之后，没忘记加上“多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这就是人类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把绝望当作希望的理由。

你说“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就使得我们拥有最多的快乐。为此我要记住这句格言。

敬祈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