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我们坐在基督城市中心的一个咖啡厅外面，温暖的阳光懒散地洒在我们身上，黎简穿着一身蓝色的高中校服斜坐在我对面，清澈的眼神中似乎透着一丝忧郁。四周没有其他客人，清净而安详，只是街道上不时有路人匆匆走过，我们品尝着香甜浓郁的咖啡，随意之间展开了话题。
两年前，16岁的黎简带着她的独立和敏感从中国四川来到新西兰。我很想知道，如今已经18岁的她在新西兰这两年中做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种种这些疑问，黎简都逐一做出了解答。

        黎简：来新西兰两年我换了三所高中。刚到时在语言学校上学，我认为那里的课程不适合我，就自己跑到Catholic Cathedral College教会女子高中国际学生部，申请直接上他们的高中。因为当时刚满16岁，又没有监护人陪同，学校国际学生部的人不能决定，就找校长商量。当时校长说我是第一个年龄这么小又自己来申请上学的亚洲人，觉得我很独立，就同意接收我了。后来的几所学校也都是我自己去找的。

        刚入学的时候我学习很用功，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不想上学了。我是高一从中国过来的，在国内时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中考成绩比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高出40分，尤其语文满分是150分，我得了140多分。可是刚到这里时，因为语言障碍，在课堂上听不懂，有时候甚至老师提问也搞不懂问的是什么。尤其在物理课上，物理的那些专业词汇都需要我重新来认识，觉得压力真的很大。我回答不出提问，老师就对其他同学说“看，她又听不懂了”……引起其他学生哄堂大笑。这样一来，让我变得没有一点自信，开始讨厌写作业。越不写作业就越不想上课，越不愿意去上学进步就越慢，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去学校，而是怕去上学，因为去学校又要被嘲笑。谁愿意生活在嘲笑中呢？当时觉得自己很差，完全没有信心。虽然有时老师也会说我反应很快，但是我对自己就是没有信心，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年。

        因为学生生活大多数还是集中在校园，可是我又不喜欢上学，回到家里和寄宿家庭里的人每天的交流也只是几句问候而已，所以觉得很寂寞，很孤独。那时年龄小，又是女孩子，又是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那种感觉可想而知。每天回到房间里觉得四周都是黑暗的，只有一束窄光照着自己，真是觉得寂寞无助，难过得要命，又不能和父母说，因为只要懂点事的孩子都会知道不能和父母讲不开心的事，说了也只是让他们担心，担心也起不了作用。所以总是在电话里和父母说“不错不错”，却经常自己独坐在电脑前，心里说不要哭，可禁不住眼泪成串往下掉。

        采访时，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很多人认识黎简，跟她打招呼。记者便随意问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年多，认识一些朋友了吧。

        黎简停顿了一下说：我不知道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认识就算朋友的话，我的朋友很多，可是真正的朋友应该说没有。朋友分很多种，我有喝咖啡时的朋友，有吃饭时的朋友，有我想谈心时可以和我谈心的朋友，那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在我认识的这些人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日本人，韩国人，Kiwi都有，国内来的人也有。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朋友，也可能因为我不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你看大街上这些人，走来走去，有什么意思？浪费自己的生命。女孩子的青春有几年？现在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像我这个年龄的留学生，男生一天想的只是买好车泡妞；女生把自己打扮漂亮就是为了“吊凯子”。我讲得很难听，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如此。一些女孩子找男朋友的最低标准是必须得有车。你可以这样要求，可以把有车作为找男朋友的标准，但如果把这个标准作为唯一要求，那就太贬低自己了，难道你只值一辆车吗？我是很爱玩，可是我考试都能通过。前两天有一个考试，我只复习了两个小时，转天的考试还是通过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蛮聪明的。有一些朋友会经常半夜三更找我出去玩，有的时候我也会和他们讲明天还要上学，不要折腾我，可是总还是被他们折腾来折腾去，觉也睡不好。我也交往过一些男朋友，在我最颓废的一段时间，我喜欢交男朋友，只要喜欢就和他们在一起。

        记者：你在考试中一般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黎简：数学一般都是A，其他科目像经济也就是刚能通过。去年我选的是古典英文，学的都是奥德赛等很深的西方古代文学，很多人都觉得我选这样的科目有些自不量力，可我喜欢。课程结束时论文我写了有30页，当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后来开家长会，我的监护人到学校，老师对我的监护人说，我真的很厉害，连古典英文都过了。也就是去年我最认真学习的那段时间，我想到要自杀。因为很想学好，做了很多努力，每天背很多单词，可第二天又发现记不住，就觉得很没有自信。另外，觉得父母给我那么多钱，我值不值？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可得到的结果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就总问自己值不值。所以会想到：如果我不存在了，父母就不会再给我花冤枉钱了，这一切就停止了。当时每天的感觉就是紧绷绷的。

        记者：你业余时间经常看一些书吗？

        黎简：是的，我喜欢看书，看很多书，什么书都看。虽然我是女孩子，喜欢逛街、喜欢化妆，但我也喜欢男孩子关心的事。我觉得我很容易和他人接触，无论你和我说什么样的话题，我都能和你就此话题交谈。我觉得人和人接触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话题。我会关心现在美国布什的一些政策和伊拉克的一些问题，这些我都不会和我身边的人谈，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他们只关心车子，衣服，和他们讲这些他们会笑话我，也会觉得我很炫耀，因为他们的兴奋点全不在这儿。我是女孩子，我的兴奋点原本也不在那儿，但由于父母的长期训练，让我觉得那些就是我应该看的，应该关注的。我父母从小就训练我，就象本来你向右走，他们一点一点地掰你让你向左走，这么多年怎么也掰过来了，现在也习惯了。

        记者：你喜欢和人接触，为什么会总觉得没有朋友呢？

        黎简：因为我这个人很两面吧，一方面很开朗，另一方面很敏感。可能是我有一些极端，我一般不会把敏感表现给别人，我认为有些事情你没有必要让人家知道。有些时候会不开心，如果我要是随便找一个人对他说我不开心，也许人家会安慰我，但说实话，人家没有义务来安慰我，你不开心关人家什么事？有的时候可能我把不开心的事讲出来，人家会安慰我，但我听不进去，不是我不尊重人家，而是我认为他没有经历过，永远不会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记者：你跟你父母的联系和沟通多吗？

        黎简：还好啦。我觉得父母很爱我，特别是我爸爸，他总是为我以后着想。可能我爸爸的观点比较极端，但他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他总是和我讲，你必须靠自己。虽然每个父母都会和自己的孩子讲，但是方式不同。他对我说，你永远都不要靠别人，不是你不想靠，而是你靠不了。他从小就和我这么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想把我训练成比男孩子还要强。我父母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太高了，可是我认为接受教育的人是我，有什么害处和益处都会体现在我身上，这么多年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益处，最起码我认为我表现出来的是比别人成熟聪明，比别人懂事，所以我爸爸没有做错。今年我回国时，我爸爸还让我写中西方文明差异的论文，他认为写作能力很重要。他也经常把一些政府的法规政策说给我听，让我发表观点，从小就是这样。

        记者：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呢？

        黎简：我今年高中毕业，明年就该上大学了，准备上坎特伯雷大学的大众传媒。我父亲觉得我很爱讲话，可以当记者或是律师，可我觉得律师不太适合我。我觉得一个人的理想，应该是当总统……，总之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这样人活得才有意思。我想当个记者，找一份工作，赚点钱，但这些只是生活，不是什么理想。“理想”这两个字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如果我能当上记者的话，我想报道出很多很多黑暗的事情，很危险但也很刺激。如果一个记者能拿到普利策奖的话，那他一生就够了。这也许算是“理想”吧。

        在采访中，记者感到年仅18岁的黎简似乎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她言语有些闪烁不定，神情也有些若即若离。有些像她这样年龄的中国孩子可能还在跟父母撒娇，而她却早已孤自一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物质的无悠并不代表心灵的无忧，黎简经历了太多、太多。她对自己有过放弃、有过挣扎、有过分析、有过努力。她在学习，她在成长，而最让人感到心疼的是，她得到的关心太少了。记者在她的手上看到一些伤痕，她说这是有一次喝醉酒，当时觉得特别孤独无助，就想用这种自伤的办法来引起别人的关心，可没有人来管她，周围人反而走得更远。身上的伤痕是抹不掉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终归会淡化，然而心灵上的伤痕能够淡化吗？18岁花季的孩子应该得到这些吗？其实，在新西兰、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很多不都是这样的吗？在我们对所谓“留学垃圾”进行指责和辩论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从各方多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关心，一些爱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