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真人真事：山东有一位名叫邢树贞的农民，因为一桩莫须有的纵火案，二十二岁的时候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等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终身残疾。由此，邢树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上访之路。从公安部门到检察院、法院，从小镇到县城直到北京，他含着泪水、忍着屈辱，求见了无数的“人民公仆”。然而，迄今为止邢树贞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期间，也有好事者给他出主意，建议他采取极端的手段、甚至豁出命去寻求正义，“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没有想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农民却回答说：“我要打他（指实施残暴的阉割行为的原民兵连长邢本森），我就也犯了法。我必须通过政法机关把邢本森的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他就是该拘留半年，我也不说少；他就是枪毙了，我也不同情。这可以说是为我平了反，对我们村也可以起一个政法方面的教育。”

在暴力暗潮汹涌澎湃的今天，邢树贞的回答掷地有声。那些只会在念文件时说说“依法治国”的官员们，真该听听这朴实无华的语言。邢树贞的选择标示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一种新的文明萌芽的可能性。

“以暴易暴”是中国历史与现实最显著的特征：数千年以来，对暴力变本加厉的实施和无边无际的张扬，不仅是强者维持权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弱者夺取权力的唯一工具。然而，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表明：通过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的正义，相反只能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邢树贞一案中，我们看到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残忍的行径，而在诸种暴力行为中，最恐怖的正是“执法者”的暴力。学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执法暴力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程序正义。首先是不可弥合地摧残当事者的心灵，摧残这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在心灵深处以血刃切下不可弥合的累累残伤，使受害者从此生活在噩梦惊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乐。哀莫大于心死。心灵的极度伤痛，永不愈合。对于任何人的暴力残害，皆是对全体人类残害的预演。能够施于一个人的，也能施于别的人。人类的血肉之躯在生理上是同样脆弱，同样受不了暴力的摧残。人类在握权的恐怖分子面前，同样无力自保。只要世界上有强权暴力存在，人类就没有安全。”这也正是海明威式的追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在邢树贞失去安全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失去安全的时刻——我们与他息息相关。

同时，暴力的实施者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泽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于毒品一样无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兽性”，而暴力恰是“兽性”之体现。一旦“兽性”毫无节制地泛滥，“神性”和“人性”都会泯灭，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样：“暴力的残害具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血肉之躯的脆弱性，也在这里显现。一个人，只要施暴于人，残害于人，他的生命也就残伤了，不完整了，由人而变为非人，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类的自然快乐了。嗜血的刺激，暴乱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会夺走他身上的自然快乐本能，使他的存在低于人，低于兽。”当“单个”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的时候，当“偶然”的暴力行径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的危机也就臻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暴力不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而是社会崩溃的前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泉源乃是仁爱与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观点：“施行暴力统治，以暴力维持‘安定’，其实乃是毁灭安定。一个社会，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暴戾的压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随之缩小。在根本上，一个社会的安定，取决于理性秩序，亦即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恒定性的认同。只有恒定性的认同，才能抵御种种情绪的波动和意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理性秩序”、“恒定性的认同”，以及我还想补充的更为重要的两点：“爱”与“宽容”。

在暴力越来越“真理化”和“实践化”的今天，邢树贞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高于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尽管现有的官僚体制和司法体系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但他依然孤独地坚守着和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假如像邢树贞这样的公民在中国不是“特例”和“异数”，假如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像邢树贞这样坚持在“法”的轨道里寻求正义并以“非暴力”为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公义”的到来将不再遥遥无期。其间，当然还需要绵绵不绝的坚韧、承担、同情和宽恕。这里，我丝毫没有为那些残酷的凶手开脱的意思，我想说的是：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依赖于暴力，否则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凶手一样的层次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五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期最后一天，最小的只有七岁的孩子苏西失踪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来电话，但那家伙只是在嘲弄可怜的母亲。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母亲见到了凶手，却宽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这段话让我泪流满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这样的力量，显示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我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献给邢树贞和玛丽亚塔?杰埃格——他们让我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