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并不是西方熟知的一个地名，但是它很快将成为高科技投资者所必须熟知的一个地方。25年来，从新加坡一直到法国南部，许多地方都梦想着建立自己的硅谷。但真正的硅谷令人瞩目的成就却一直都无法成为重现的事实。然而中国，却在为它自己硅谷的成形奠定最后的基础--而这一次，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良方。

　　中关村地区位于北京的西北角，不远于举世闻名的故宫博物院。今天的中关村已经云集了数千家高科技公司，大大小小的本地企业，还包括了像微软、Sun、西门子和NEC等国际巨头的分公司、办事处。而现在，在中关村的心脏地带，享有盛名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正耸立起一幢幢崭新的大楼，它们正可望成为未来世界级的高科技摇篮。

　　上个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梅萌--清华大学教授兼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我们站在大楼十层的窗口，俯瞰这个正在开发中的占地数百亩的园区。梅先生向我们介绍，清华科技园的设施将不仅仅用于科研领域。清华正在建立一整套支持商业发展的基础架构，从风险投资、到法律服务、再到资产管理，无所不包，甚至还有专门为创业者而设的顾问团体。“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化，一种能鼓舞小企业迈向成功的激励性氛围。”而这，诚然，也是当年硅谷崛起的秘诀之一--一个能把一家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小公司、在短短一周之内培养成具有响亮的声誉和完善的发展规划的成熟企业的创业基础架构。

　　而支持硅谷发展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浓厚的学术氛围。硅谷诞生于斯坦福大学，其中最早的一批公司也正是成立于斯坦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一个工业园中。而在中关村，清华大学可谓是中国最具顶尖水准的学校之一：在中国每年入学的七百万普通高校新生中，只有两千人得以被清华录取。除了以科技和工程类专业而闻名外，清华亦同斯坦福一样，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商业人才，而且也积极支持、鼓励自己的教授和学生创办自己的公司。

　　不过和硅谷不同的是，清华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出发点：“海龟派”。这个名称是对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成归国之后的本地创业者的昵称。阿迈-巴哈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兼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们：“最近我给我带的几名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发了国家半导体的聘用意向，但令我失望的是，他们个个都想回国。”

　　而此举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理由是，在中国创办一家公司的成本要比在硅谷低许多。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朝阳--麻省理工学院1994年毕业生，于同年回到中国，以数十万美元起家建立了搜狐。今天的搜狐已经是一家资产过五亿美元的互联网门户。上个月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科技高峰会上见到的一名“海龟”，他给我们离开硅谷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的工程师更加吃苦耐劳，要求也更少。”

　　在这一点上，怀疑论者可能会回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另一个新的世界级竞争者崛起的恐惧。时值日本正在不断寻求占领科技的制高点。日本人建造了大量的科技工业园，甚至还招聘美国人来传授硅谷的发展模式。当时美国各大媒体都对美国是否能在科技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仍然没能成为一个全球科技的创新者。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他们的行动又有什么新的特点呢？

　　作为长期活跃在硅谷的一名风险投资家，乔-肖恩道夫根我们讲述了其中的第一个差异，内容很简单：“中国人是天生的创业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私有制经济刚开始在大陆作为试点进行发展时，创业的思潮就在不断的蔓延。而今天，中国的创业步伐更是不可阻挡。

　　而中日之间第二个显著的差异在于，中国人英语教育意识取得的巨大成功。日本一个让人费解的谜团在于，作为战后和平宪法所规定的学习内容，在那部分没有出过国的日本人之中，为何只有那么少的人能够熟练的运用英语。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许多从没离开过本土的中国人却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当然培养英语能力不仅仅是为了跟美国人聊天，而是因为英语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商用语言。

　　第三，中国借鉴和参考了日本发展过的道路。在1991至2001年间，中国用于研究发展领域的资金增长了三倍，而该数字仍在持续增长。最大的投资项目均集中在高级芯片设计、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关键领域。

　　最后，中国有一项只有很少国家能够与之比拟的强大优势--一片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足以自己订立科技方面的标准、并将其巩固推行的有利条件。目前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数字影像及下一代移动电话的技术标准。外国投资者若想将产品卖给中国人，他们就必须接纳中国的标准。而迟早，这些土生土长的标准会走向国际化，从而给中国的公司带来更多的筹码。

　　二十年前，亚洲人来到美国寻找未来；而现在，人们来亚洲了解宽带和无线应用等技术的明天。放眼未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而对于一直是创新科技领头羊的美国而言，这种优势心态目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MSNBC.MSN.COM，by Michael Rog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