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史上，婉约与豪放是两个长期对峙的流派。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词并不是从它们一出现是就冠以“婉约”或“豪放”的。真正用“婉约”与“豪放”来评点词人创作，始于明代。从词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来说，当初，大多数词人，是将词作为“艳科”、“情语”来创作的，因而在遣词造句表意和创构意境上，自然形成了委婉、曲折、含蓄的特色，从而形成了婉约的风格。而且词家向来又把具有这种风韵的作品视为词的“正宗”。明人王世贞在他的《词评》中就说：“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在这一系列词人名单中，几乎都是婉约风格的创作大家。

    可是，北宋词坛上出现了苏轼，打破了婉约词风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词的面目为之一新，苏轼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这“自是一家”之说，就是指出自己的新作与向来词之正宗的风格有所不同。这新作就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这首词历来被人们看作是词史上的第一首豪放词。

请看原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
         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

    这首词的内容是叙述习武打猎的气势，并借以抒发关心边关安危，并要为之献身的热忱。可以这样说，在词的题材和内容上，这首词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它在以往词人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题材入词，也就成了人们批评苏轼“以诗为词”的借口，其实这恰恰是苏词的特色与突破。

    上片以叙述打猎场面的壮观为主。“老夫”作者自谓，“聊”，姑且之意，“狂”，狂气，是指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志勇。此时苏轼正值四十岁刚过，做官密州知州（今山东诸城），却自称“老夫”，写他的心情要有年轻人那份志勇，“习射放鹰”外出打猎。二、三句是说，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驾苍鹰。开篇三句就通过出猎情景的描绘，把词人豪迈的气势刻画出来。可以说，一个“狂”字统摄全篇精神！“锦帽貂裘”二句，生动地烘托出田猎的气氛。一个“卷”字极写出出猎武士乘马飞驰的气势和勇武精神。“为报”三句，乃是词人的心声，即为了报答全城的百姓都随同去看打猎的盛情，那我何尝不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威武，表示感谢？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孙权曾乘马射虎，成为佳话，如今，我也要象他那样，展现一下不平凡的身手！这里又极力再现打猎的热烈场面。
下片是主观抒情。“酒酣”三句，紧接上片，是自我情感的倾诉：是说，酒意正浓，心高胆壮，正是吐露真情之际。所以接着说，“鬓微霜，又何妨”？既便鬓角多了几抹白发，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年纪老大也并不影响自己报效国家。下面从情感抒发的流程中是一直转，而且又是用历史典故加以表达。“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是用典：《史记ž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魏尚作云中郡太守（云中，汉时郡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一带），魏尚守边屡有战功，后因误会受到朝廷逮捕，判处徒刑。当时朝廷命官冯唐认为处罚太重，与事实不符，向汉问帝直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文帝派冯唐“持节”（带着传达皇帝命令的符节）去赦免了魏尚的罪，仍旧担任云中郡太守。在用此典中，苏轼以守卫边关的魏尚自比，表明再得到朝廷的信任。抒发了渴望得到朝廷的重用，立即赴边勇敢杀敌的急切心情。结尾三句，抒发壮志豪情，点明词旨。

读这首词，给人一种欣赏阳刚之美的享受，词风亦雄浑开阔，粗犷豪迈，放笔直书，无拘无束。这与当时词坛上的主流情调是不一样的，是和柳永词的词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词史上，苏轼乃是豪放词的开拓者，等到辛弃疾的出现，豪放词即以蔚为大观，真正形成了与婉约派词的鼎立的局面。有一点应该明确，文学大家苏轼由于他旷达的性格，开朗的胸襟，习惯于一吐为快，不受约束地表现内心的情感，应该说说这是形成他词风豪放的内在原因。但是，他并不排斥婉约词风，事实表明，他非常推崇在婉约含蓄的风格方面造诣极高的秦观；同时，苏词本身就兼豪放、婉约之长，王世贞《花草蒙拾》中就说过：“‘枝上柳绵’（按：指苏轼的《蝶恋花》），恐屯田（指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应该说，自从在词的演变发展中，出现了豪放风格的作品，我们才能在这新的文学样式中，欣赏到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对立统一的上乘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