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困在城中村的人在等待希望

中国新闻 新冠疫情 编辑精选

最近一周,自11月11日“二十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出台后,各地都做出了不同反应。

既有石家庄严格落实后的“有序放开”,也有北京朝阳区撤掉大量核酸点、却依旧要求持24h阴性证明进出公共场所的“摇摆不定”。在我身处的广州,则有番禺区,一天2次更改核酸检测通知的“反复横跳”。



测→不测→测,广州番禺区小区一天“两变”的通知 丨 图源微博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如夜行魍魉捉摸不定,中央文件也如水上浮萍着不了地。

而无论是否“放开”的风口将至,每一个个体当下需要面对的,依然是混乱无序的生活。比如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广州。

根据官方数据统计[1][2],10月22日至今,广州本轮疫情本土感染者数量累计达到约5.76万例。其中,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3],多数集中于康乐、鹭江片区的城中村——这被认为是广州最大、最密集的两个城中村片区。

其中,康乐村背靠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约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挤满了超十万人口,ta们大多是服装产业工人

“待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隔离了二十多天,坚持到最后还是阳了。”居住在康乐村,三十多岁的服装工作室老板张虹说道。

这周,我采访了7位康乐村居民,听过最多的话是“没有希望”。自10月23日被红色围挡物理封禁以来,ta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熬了二十多天,明天却依旧不明朗。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ta们无法捍卫的日常。“二十条”于ta们而言,是一个远方的、空洞的词汇,重返“旧生活”,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望。



失序:封控下的康乐村

“情况有些失控”

“握手楼的条件很差,两个人在过道相遇,一个人甚至要侧身让位。”在张虹看来,这是村外人难以想象的画面。

另一位被封在村内、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林佳补充道,“这里的房型基本都是集体宿舍或单床房,在里面封一个月,没有做饭工具,只能靠速食支撑过日子,特别难受。”

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皱。自九十年代城市扩张以来,广州出现大量城中村,至今已有139个。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处置的夹缝地带,缓解了阶层分化,容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群和底层人民,又长期面临“影响市容”“安全隐患”等指责。

这里的楼房间距狭窄,相邻两栋楼的同层住户,打开窗户便可以握手,因此被称为“握手楼”。城中村封闭、狭窄、混乱、人员混杂的特点,在疫情期间被放大。

握手楼中的“一线天” 丨 图源网络

本轮疫情初期,康乐村的情况还算可控。“(康乐西)当时大家还比较自由,工人可以开工,村民也能出门买菜,按照大区域划分来管理,大家经常挤在一起做核酸。”工人林佳说。

直到十月底,他隐隐感觉到情况“有些失控”。康鹭片区开始实施网格化管理,彼此之间用隔板隔开,各种乱象开始出现。

首先是核酸检测无法覆盖全员的问题。规定的“上门核酸”,后期则演变成同一层楼的居民一起下楼去做,感染风险增加。城中村有些居民没有手机,防疫人员通知时,只是在楼下拿喇叭喊。如果在检测时间没有下楼,村民则需要自己测抗原。“但这个抗原不代表官方,无论抗原结果如何,最后都需要核酸复查来确定。”林佳说。

最严重的,则是转运过程中的漫长的排队。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李婧和她丈夫确诊2天后,等到了转运的通知。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待ta们的,是三天的原地排队。在她提供的视频里,等待转运的确诊居民拖着行李,蜷缩在由防控隔板和铁栏杆围成的狭小空间,队伍看不到尽头。

“前两天一直没有车来,昨晚我们一直排到凌晨两点,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起来,看到一些朋友在凌晨四点等到了转运车。”李婧倍感无奈,“没有人进行具体的组织和通知,问大白也不知道。就在这里苦等,也不发吃的和喝的,前天有老人家还排队晕倒了。”

阳性病人排队等待

老人晕倒接受医治

据了解,目前康鹭片区的转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运到方舱治疗的确诊患者;一类是转移到地方市酒店,进行返乡前隔离的绿码人员。但不管是哪一类,等待的时间都很漫长。

“很多人待在这里二十几天,本来是阴性,到最后也成阳性了。”四十多岁的服装加工厂厂主李江河这样说。

刚转移到清远隔离的李江河在11月18日凌晨两点收到通知,凌晨五点上车,八点到达隔离点。在他看来,这算是一次“顺利”转运。事实上,大多数转运时间长达5、6个小时,“还是因为床位空不出来。”

同时,转运时间大多集中在夜晚,“白天的时候医务人员要进场消杀,没办法进行转运。”李江河解释道。除了厂主身份外,他也是这次疫情的志愿者,在村内负责药品配送。

康鹭片区网格划分图丨图源海珠分局指挥中心

对于隔离在家的村民,物资供应上,也出现了缺少食材与药品供应,配送人员不足的问题。

据村民介绍,政府每隔三、四天会上门送物资,一次送两到三天的量,但以速食居多。



纺织工人林佳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居住。在他11月17日发给我的视频中,一家四口一次收到的食材有四颗娃娃菜、三袋红薯和一根玉米,其余均是水、泡面、自热米饭和罐头。“前两次的(食品类)物资只有速食,量也相对少,我家小孩生着病,没法一直吃速食。”他说。

四人份物资 丨 图源受访者林佳

张虹也反映,自己老公的肚子总感觉空空的,大多数时间还是靠家里的余粮:“一天余粮一天泡面。就是一餐吃饱一点,一餐吃少一点。”

林佳和张虹的情况已经算好。住在集体宿舍的居民,屋内没厨房。李婧一般两三天才去楼下的公用厨房开一次火,“不能总吃速食,吃多了自热米饭像在吃橡胶。”

而药物补给几乎没有。林佳家里前两天测出两个阳性,“小孩目前还在发烧,但只能靠家里(之前储备)的药。”

一开始,也有人提议在网上采购物资,集中送到康鹭片区最大的出入口7号岗亭,再由志愿者送到村内不同的网格点。但只持续了三天,就送不进来了。“即使送到七号岗亭也拿不到,总是卡在最后几百米,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张虹说。

处在一线的李江河,为物资送不进来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康鹭片区是城中村,巷子多,地形复杂。外面的志愿者不熟悉情况,一天只能送三五单,内部志愿者一天能送七八十单,但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人手缺乏。”

李江河负责药物配送,配送的具体流程跟网购物资相似,但有时候一天忙到晚也忙不过来。采访他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语气无奈地告诉我:“即使是从早忙到晚,最后也会发现有很多未接来电。”

康鹭区配送指南 丨 图源受访人李江河

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反映问题、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缺失。

12320、12345、街道办的电话“基本都打不进去,”即使偶尔接通了,“对方答应会反馈,最后还是推给居委会。也会有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居委会门口敲一敲、喊一喊,但居委会的回答经常是‘能力有限、人手不足’。”林佳说。村民们也尝试过咨询志愿者,但志愿者的职责不同,只知道自己负责范围内的事情。

城中村实施网格化管理后,建立了微信群。“(群二维码)是我们去做核酸,工作人员给我们扫的。**一个网格里有好多群,这些群的职能也不清楚,也从来没有工作人员在里面说过话,很多信息都是我们自己在网上看的。网格化这么久,具体怎么管我们还是不清楚**。”

林佳对此很焦虑。他的家人测出核酸阳性后,一直没人通知转移,只能在家等待。

“冲卡”:每天都在发生

“即使是阳性也比封在这里好”

不受重视的群体、“有些失控”的管理、缺乏保障的物资、等不到的转运车,似乎一直在挑战城中村居民的承受阈值。

多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大约11月5号起,“冲卡”这一行为频繁发生。“每天都有人冲卡,每个岗亭和关卡都会**发生。**”李江河说。

“冲卡”大多集中在等待区域,时间也多为晚上。每次参与人数大概“几十个人”。而冲卡的原因很多:“就是有时候等待太久,太着急出去,就推搡关卡,把隔板给推翻了。还有的人是被关了二十多天,条件很苦,突然一下子阳了,又没及时送出去,就情绪崩溃了。”李江河说。

11月18日早上4点转运时,李江河刚刚亲历了“冲卡”现场:领头的人朝防疫人员喊:“我现在杀人的心都有!”旁边的居民跟着起哄:“你们把我们关住,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出去?”更过激一点的,“直接拆棚子和防护杆”。

他不确定“冲卡”是否有组织,“或许会有一些人组织,但是是因为ta们不了解情况,就想着闹一闹引起注意(来解决问题)。”



张虹也了解到“冲卡”的情况。她对这些村民的行为表示理解,“在居民眼里,即使是阳性也比封在这里好。至少阳性可以出去隔离,物资或许有保障,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

据多位受访者描述,除了条件差、等待时间长,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事情刺激ta们的情绪。“有一次看群里的视频,有老人抱着发高烧的小孩冲出去,跪在关卡面前恳求,但工作人员说上级指令不能违背,视频里的医护人员也没有及时联系。”

爷爷下跪求放行 丨 图源抖音

规模较大的冲卡发生在11月13号和15号,在桥南新街和鹭江十字路口。据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桥南新街的冲卡行动甚至掀翻了警车,最后招来了特警。

这次冲卡的具体起因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场氛围十分疯狂”。

据李江河描述,“大家纷纷推倒水马(路面的塑料围挡),要求解封。除了拆隔板、工作棚和大声抗议,肢体冲突也时有发生。”谈及那时的失控场面,李江河还是后怕,“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身为村民志愿者的他,兼有两层身份,“像我们这种志愿者,只能一点点帮忙安抚老乡们的情绪,我知道的,他们真的也不容易。”

大部分冲卡都是小规模,很少起大冲突,且大部分都会被劝导疏散,“有些比较过激的人可能会被送到派出所教育,但很快也能回家。”李江河说。

11.13晚桥南新街

11.15鹭江十字路口

3 村内村外:加剧的地域冲突

“湖北人毁了广州。”

居住在握手楼里的租户,几乎全是来广州务工的制衣工人。其中,康鹭片区的人八成来自湖北。在工人的反抗与失序的管控下,一时间,矛盾焦点从疫情防控转移到地域冲突。

康乐村、鹭江村地理排布|图源腾讯网 细鹏摄

部分本地人认为,湖北人不服管教,“毁了广州”——“冲卡”行为是“造反”和“无理取闹”;从方舱解除隔离却因封控无法回村、流落街头的居民,是不服管教后的“活该”。

部分网友对康鹭人民的指责 | 图源微博

据广州自媒体“越秀山边”报道和受访者自述,部分来自江西、福建的服装行业务工人员,在隔离点复阴后却没有“风险解除证明”,无法返回城中村,也有居民出来后“怕封控区更危险”,于是只能选择“相对舒服的广州大桥”作为临时居所。

然而,在11月17日,广州大桥桥下被封,高1.9米的水马依次立起,防疫人员也开始在附近24小时不间断巡逻。这群滞留者再一次无家可归。据网传微信记录,封锁原因是“影响市容”和周边居民的投诉。在微博评论区中,来自广州的、认为这群外地滞留者“没听从安排,自作自受”的评论不在少数。

被水马围起来的广州大桥

大桥被封后,流浪者无处可去丨图源网络

疫情防控政策似乎成为一堵高墙。墙内墙外,分别是曾一度因包容著称的“老广”,和被现代化放逐的广州“异乡人”。这是广州的城中村第一次被如此公开、强烈而赤裸地边缘化,ta们成为被遗弃的“孤岛”。

李婧已经离开家乡湖北,来广州生活了十几年,“虽然工作很脏很辛苦,但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这么一搞,太失望了”。

张虹虽是广东人,谈到这些情况也不免激动:“利益冲突时,ta们(城中村居民)当然会选择反抗。”

她停顿了一晌,叹了口气,“只是希望能得到政府关注,解决问题,居民其实很怕被广州遗忘。都是老百姓,何必呢?

城中村的融合与改造一直是各市的难题。疫情加速了阶层与地域间,不同人群的分裂。当本地人开始站在高位发表指责,城中村长期费力营造的“融合”也荡然无存。

撤离:疫情下的城中村民,去向何方?

“离开了康乐,不知道能去哪里。”

11月13日,康鹭片区的村民收到了一封“疫情遣返告知书”,要求绿码、阴性的外乡人员在周边地市进行隔离后,有序返乡或投靠亲友。这是疫情以来,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的第一次大规模撤离

遣返康鹭片区务工人员的告知书 丨 图源网络

告知书中也提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

服装产业,是康鹭片区城中村的经济命脉。据统计[15],行业高峰时期,这两片区的商铺约2.3万间,多为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光是康乐村,就含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养活了大量来自外地的工人。

其实,早在这次疫情前,离开广州的工人已经越来越多。这几年,随着疫情发展,城中村赖以维系的服贸经济也日益式微。

李江河从湖北老家来到广州开服装加工厂已经十几年了,当时和他一起来的几十个老乡,如今只剩下不到30人。“前几年经济好,手下的工人旺季一个月能赚两万块钱,最拼的时候工人只睡四五个小时,就算淡季也能赚个万把块”。

而随着经济下行,“一对夫妻一个月才能赚一万块”,是旺季工资的四分之一。制衣工人刘贝,证实了李江河的说法,“(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休息也只能赚6500(元)。说实话,很想离开这里。”

城中村居民虽然多年生活于此,却始终如无根浮萍。“我们(外来人)虽然是这边的生产主体,但真正的产权还是在本地人手上。如果真有什么变动,ta们押金、租金一退,机器设备一清,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李江河说。

然而,即使不会永远留下,受访者都一致认为这个“亚洲最大的服装基地”不会那么轻易散掉。

短时间内,ta们还是会选择留在这里工作。

因为,“离开了康乐,不知道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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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秋千的妇女”于2022年11月8日成立。在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自己所处平台的坍缩,失去了一片阵地。现在,我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准备把秋千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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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荡秋千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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