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华之死:硅谷的幸福神话如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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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小子——谢家华、Zappos和硅谷的幸福神话》(Wonder Boy: Tony Hsieh, Zappos and the Myth of Happiness in Silicon Valley),作者:安吉尔·欧阳、戴维·金斯

《神奇小子》才进行没几章,谢家华就已经以2.65亿美元的价格将他的第一家公司卖给了微软。24岁的他已经非常富有,是科技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拥有的还不够。

于是他坐下来写下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和朋友聊天聊了一整晚,直到太阳升起,这让我很开心,”他写道,“中学时和一群最亲密的朋友一起玩‘不给糖就捣蛋’,这让我很开心。”

如果说谢家华的故事中,这一刻如此可怕,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此珍视友谊的人的故事最终如何结束。

他的死亡场景令人心悸。46岁的他带着一群私人助理和随行人员一起旅行,把自己锁在一个朋友的储藏室里,让一名员工给他拿来一氧化二氮、大麻、打火机、披萨和蜡烛。助手照他说的做了,谢家华喝醉了,放了一把火。他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下是一张肮脏的毯子,他吸入了足以致命的烟雾。

谢家华是一位公众人物,因他执掌在线鞋履零售商Zappos的表现受到称赞,他的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媒体上得到逐步的揭示,而记者安吉尔·欧阳(音)和戴维·金斯的《神奇小子》做出了从头到尾的讲述。这是一本扣人心弦、令人不安的书。人们想知道谢家华的人生在哪一刻发生转折。是当他变得非常富有,再也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是当他接触到氯胺酮的时候?是当他最后仅剩的朋友也被雇员取代的时候?

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嗜瘾的故事。作为台湾移民的孩子,他早年生活在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巨大压力之下。直到进入哈佛大学,他才有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享受一种温暖的归属感,这种感觉是他一生都在努力重建的。在他20多岁的时候,派对成了他工作中的一部分。旧金山的锐舞场景让他接触到了MDMA等夜店毒品;在火人节上则接触到了致命的氯胺酮。

欧阳和金斯曾为《福布斯》杂志报道谢家华之死,他们想要讲述另一个故事——关于科技繁荣的阴暗面。这并非无事生非。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喜欢他们的创始人勇于冒险,有点极端。在那些日子里,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创始人就是品牌,在小组讨论中对着一群过着谨小慎微生活的MBA和富豪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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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华当然符合这个标准。他抛出火花般的宏伟想法,把它们草草写在便利贴上,下属们只能手忙脚乱地跟上。他投入对幸福的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已经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扎下根的理念——并且寻找方法来设计它。30多岁时,他宣布了一个3.5亿美元的项目,要把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角落改造成一个科技乌托邦,并说服朋友们和他一起搬到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那是一片停着许多Airstream拖车的空地,夜晚以篝火和大家的即兴合奏结束。

但谢家华的社会工程有一个缺陷:他试图通过大笔的金钱分配来创造社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边的朋友们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不能对他说不。他曾经只在音乐节之类的场合吸毒,现在却成了常事。作者说,到2020年,谢家华每天吸食3到5克氯胺酮。他体重下降,几乎不睡觉。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谢家华的行为越来越偏执和怪异。他要求把水龙头打开,好让他能听到水声;他在墙上写字;他点起几十支蜡烛。他雇用法庭书记员站在一边,记录室友们的谈话。

朋友和家人试图干预,但被他的助手百般阻挠。那年8月,他的朋友、创作歌手朱厄尔去拜访他之后,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告他“当你环顾四周,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你的发薪名单上时,你就有麻烦了”,但这为时已晚。他在圣诞节前与世长辞。

为什么没有人强迫谢家华接受治疗?欧阳和金斯下了很大工夫,采访了他核心圈子里的许多人,试图找到答案。他们的文字笨拙到令人沮丧,好像是仓促写成的。但那些素材很有说服力,灾难仿佛以慢镜头播放,紧张气氛逐渐积聚。最后几章记录了一系列毫无效果的干预措施,颇为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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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谢家华人生最后几个月的描述几乎完全来自匿名信源,可能是那些在他身边看着他堕落的朋友们。谢家华的家人没有同这个项目合作,这令人不禁猜想他们的观点会如何改变这个故事。记者往往会偏向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消息来源,这本书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最后,作者拒绝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我们对眼看着托尼(谢家华的英文名。——译注)每况愈下的人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采访,结果发现,这其中没有英雄或反派,”他们写道。“一些善意的参与者屈服于贪婪的诱惑,而所谓坏的参与者们有着复杂的历史,这为他们的角色提供了参考背景。”

他们默认了这样一个值得到TED上去做个演讲的结论——谢家华注定要失败,因为幸福本质上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他们写道。“他一直在建造和获取,直到最后,他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但这仍然不够。”

鉴于他们在前文中列出的证据,这个结局并不令人满意。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处于危机中的人们往往被任由堕落,尽管很少以如此显眼而炽烈的方式。之所以将这些悲剧揭开,是为了能做出改变,修补漏洞。我们的文化纵容精英去滥用药物。我们的法律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很难对他们进行治疗。富有的名人走向崩溃时,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的人。这是一个丑陋的故事。有很多东西需要为此负责。

来源: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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