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下令禁止音乐 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已经关门

国际新闻

(题图)2010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练习大提琴(图片来源:NPR)

有印度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已经关闭,音乐家被威胁停止表演。这一切源于塔利班发言人宣布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音乐。

据报道,当地时间周三,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到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的问题,他说:“音乐在伊斯兰教中是被禁止的。我们希望能劝说人们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穆贾希德被看作是塔利班政府信息和文化部部长的候选人。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时,塔利班禁止了几乎所有的音乐,认为这是一种罪恶。

眼下,这个政策似乎对一些宗教乐曲例外。目前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期间,阿富汗电台和电视台一直只播放伊斯兰歌曲。

美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但尚不清楚这一改变是由塔利班下令的,还是电视台为了避免与新政权发生冲突,而自愿作出的决定。

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如今大门紧闭,音乐学院的学生、教师和教职员工都待在家里,“音乐学院陷入了沉默”。

2010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在资助中成立。从此,这所学校一直被认为阿富汗身份变化的象征。这里培训了数百名年轻艺术家,其中许多是孤儿和街头小贩。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毕业生通过奖学金得到去美国学习音乐的机会,这些人当中就有知名钢琴演奏家Elham Fanoos。

他们甚至组建了一支全女性乐团Zohra管弦乐团,在阿富汗和国外广泛演出,享有广泛声誉。

但如今,这支令所有人骄傲的女性乐团,面临解散的危机。

民族音乐学家艾哈迈德·萨尔马斯特(Ahmad Sarmast)是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他对塔利班对音乐的态度持反感意见。

2012年,阿富汗青年音乐家在喀布尔表演(图片来源:路透社)

长期以来,在阿富汗制作音乐一直是项冒险的工作。多年来,音乐家们受到威胁、绑架或杀害。

2014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一场音乐会上,坐在萨马斯特后面的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自己,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萨马斯特一度失去听力,最后通过手术去除头部和身体的弹片。“幸运的是,没有学生受伤。”他说,“但他们在这次轰炸中受到的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

如今,这些音乐家们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威胁,不得不躲在家里,面对前途坎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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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掌权 阿富汗女性恐慌:没有罩袍 得裹床单出门

阿富汗曾被列为对世界上女性最不友好的国家。1996—2001年,在塔利班掌权时期,女性便是最低等的存在:她们被禁止独自外出、就业和上学;在公开场合,她们须身着“布卡”,一种包裹全身,只留眼睛缝隙的长袍。

她们同时还面临更高级别的律条审判:妇女如有伤风化行为,会接受鞭笞;情节严重者,如偷情,则面临被处死。

二十年后,塔利班卷土重来,当权者则反复向外界释放善意信号,尤其在对待女性的议题上。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女性将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私营电视台女主播还获准与塔利班官员来了一次直播连访。

一切的迹象都像在告诉外界:今时的塔利班变得温和、现代化。喀布尔人阿兹兹对勿以类拒表示,截止到目前,“塔利班表现得很不错”,给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和平。

阿兹兹认识当地最大公立医院的负责人,后者对他透露,塔利班进城后每天因袭击、暴乱送往医院的人基本为零,这与过去每天几十例相比,“显得很不可思议”。

但阿富汗首都叙事的另一面是,多数人仍不敢出门,哪怕塔利班一直在鼓励市民放心外出工作。阿兹兹传过来的几段视频都显示,喀布尔的街头平静缓慢,汽车马达的嘈杂占据着城市的热闹。只是,走在街上那些骑着摩托车、出门购物的人,近乎为清一色的男性。

还有女性活在担心被清算的恐惧之中。阿富汗残疾女运动员扎基娅·胡达迪便是其中一位,她通过阿富汗选手团团长找了多家媒体求助,中国的记者也收到了求助消息。她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出征残奥会的女性,本该启程前往8月24日开幕的东京残奥会。塔利班接管以后,她滞留在喀布尔的亲戚家里,不敢露面,也找不到飞往东京的办法。

来自远方的哭声充斥社交网络。8月13日,塔利班还未全面掌权,一名23岁阿富汗女孩上传自拍视频哭诉:“无人在意我们,因为我们来自阿富汗。阿富汗会在历史上慢慢死去。”当地人卡卡尔表示,母亲有一次带她出门买雪糕,因露出脸部而遭受鞭刑,她担心,“若塔利班重新掌权,我们将回到那种黑暗的日子”。

悲观、绝望、乐观、顽强等诸多元素充斥在不同阿富汗女性身上,政权的更迭如同穿戴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的布卡,将她们与世界的一切连结,蒙上了纱。

粉红的女人

在塔利班重建政权的风云变幻之际,阿富汗女性的声音通过各国媒体的报道,传递给了全世界。

“我不能再大声笑,不能再听我最喜欢的歌,不能再在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和朋友见面,不能再穿我最喜欢的黄色连衣裙、涂粉色口红。”得知塔利班进城以后,来自喀布尔大学的女学生巴亚说道。

今年11月,巴亚将从全阿富汗排名第二的大学毕业——学费全靠自己编织毛毯攒下。但如今,出于对新政权的恐慌,她选择尽可能隐藏过去24年获得所有的学历证书、文凭。“这刻的自己好像要用一把火,将这24年努力获取的成就烧掉。”

(2010年,从喀布尔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的女性)

8月15日,准备去大学上课的巴亚,看见一群女生从宿舍区向外跑。

“其中一个同学告诉我,警察正在宿舍疏散学生,因为塔利班已经抵达首都喀布尔,他们会殴打没穿罩袍的女性。”而据巴亚透露,被疏散的女孩们都想回家,但随后发现,公共交通的司机不敢搭载女性。

巴亚还有一位同样接受过教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姐姐,她是受公共交通系统停滞影响的人。由于司机不敢搭载女性,她步行了几公里才回到家,“当离开办公桌时,我泪流满面地跟我的同事说再见,因为意识到今天将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巴亚的来信【截图自“与此同时”公众号】)

接受英媒访问时,巴亚回忆起了一个细节,她还在这两天接收到来自异性的挑衅。在喀布尔大学附近,站在街边的男人们有的开始嘲笑女性,“去穿上你的罩袍”。还有一位说:“这是你能在街上独自出行的最后一天。”

类似的情节发生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各大疆域之时,采取的限制措施似乎与二十年前无异。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塔利班“发家地”地坎大哈,有目击者见证,塔利班士兵走入银行,驱逐在其中上班的女职工,持枪的塔利班人员禁止她们今后再上班,并称其男性亲属将来可以取替工作岗位。

对身处城市的现代女性,塔利班展现了客气和温和的一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在7月塔利班迅速推进,占领了阿富汗北部法利亚布省。在一个名叫纳吉亚的小村庄,塔利班人员敲响了其中一家人的门,屋内是一名45岁的妇女以及四个孩子。

25岁的女儿马尼扎回忆,7月12日,塔利班战士向其母亲征讨食物,“我母亲告诉他们,‘我很穷,我怎么给你们做饭?’”这样的回应招致塔利班战士用AK47步枪的殴打。目击全程的马尼扎大喊让战士们停下来,“他们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向隔壁房间扔了一颗手榴弹,并在火焰蔓延时逃走了”。

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因被殴打而死亡,塔利班则对此否认。而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均证实,一名妇女当天死亡,她的家也被烧毁。

一位目击的邻居说,纳吉亚村的许多妇女是阿富汗政府兵的遗孀——以卖牛奶为生。但塔利班 “不允许这样做”。

她不乏担心地表示,“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想要学校、诊所和自由,就像其他地方的妇女、男人和普通人一样。”

求救的女人

“她们躲起来了。”

“她们害怕随时有人敲门。

阿富汗前女足队长、已于2016年前往丹麦的哈利达·波帕尔形容现役队员的状态。

在一个不鼓励女性抛头露面,尤其是参与男性竞技项目的国度,2007年,阿富汗有了一支在国际足联167个参赛国中排名152名的女足。排名很末尾,问题是,随着塔利班的接管,第152名的队伍,可能会消失不见。

(2014年,在第三届南亚女足锦标赛上,阿富汗女足与孟加拉女足赛前合影,图片来自人民网)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家,去找亲戚躲起来——家附近的邻居知道她们是球员。她们感到很害怕,塔利班已经接管了阿富汗,正四处走动,制造恐惧。”波帕尔说,她接到了多位女足队员的语音求助,里面充满啜泣声,都在担忧球员身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

作为阿富汗第一批女足队员,波帕尔曾经受多次死亡威胁,也许因为是她曾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将塔利班称为“永恒的敌人”。来自塔利班的威胁伴随着她退役,再到她2011年担任阿富汗足协的主管,最后她于2016年选择离开阿富汗。

1996年,塔利班接管首都喀布尔时,她随父母共同逃离生长的国土。2001年,已是青少年的她返回阿富汗,住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里。也是从那时起,“我将足球作为赋予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工具。”

(这些妇女都曾有过自己的工作,塔利班掌权后,她们只能留在家里【照片拍摄于2000年5月】)

二十年后,悲观情绪笼罩阿富汗女足队,“今天我打电话告诉她们,为了人身安全,在社交媒体上删除她们的身份,删除照片。我甚至告诉她们,烧毁你的国家队制服。”波帕尔说。

同样的困境发生在阿富汗跆拳道运动员扎基娅·胡达迪身上,但她的求助更加迫切。8月24日,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缺少一只手臂的胡达迪很早便从西部城市赫拉特市来到首都喀布尔,准备飞往东京。

24岁的胡达迪是阿富汗第一位获得奥运会资格的女性残疾运动员,在2016年因赢得非洲国际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一举成名。她受阿富汗传奇人物、唯一奥运奖牌得主鲁胡拉·尼帕伊的影响,从2009年起自学跆拳道——训练场所通常在自己家的后院。

(阿富汗残奥会首位女性运动员扎基娅·胡达迪)

阿富汗残奥代表团长萨迪奇形容:“我们本来打算用她作为其他女运动员的榜样,特别是残疾运动员,如果她能够做到,你也可以。”

即将出征奥运会之际,连萨迪奇都快联系不上胡达迪——后者躲在喀布尔亲戚的十口之家,手机的信号忽强忽弱,储蓄的食物也快吃尽。飞往东京的计划,也随着塔利班的进城夭折了。

“可惜奇迹没有发生”,他说,“50年、20年后我们又回到原点”“现在我只能想到她们的世界再次破碎,我看不到希望”。

在8月17日与胡达迪断断续续的语音讯息中,萨迪奇听清了对面的核心意思——“她非常害怕出门,害怕被认出是残疾人运动员”。

但她坚持不断对外发出求助,给多国媒体记者发了文字消息——“我请求你们所有人,我是一名阿富汗妇女,并代表所有阿富汗妇女。我的愿望是参加2020年东京残奥会,请握住我的手,帮助我!我为到达这里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不能掉以轻心。我不希望我的奋斗白费,帮我!”

萨迪奇说,胡兰迪没有放弃参赛的希望。

恐慌的人

尽管目前来看,曾经的担忧似乎是杞人忧天。

可是在现实里,当地女性躲避、抗击塔利班的声浪仍然如浪潮般涌来。人心对塔利班的恐惧与威胁,就像在面临膝跳反射的测试时,脊髓通向大脑的神经早就冲动传递大脑,无可避免地感到自己被叩击了一样。

(阿富汗街头涂鸦女画家Shamsia Hassani画的阿富汗女性)

首都喀布尔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孩说,她家只有两件布卡,由她、姐姐和母亲一起分享。“如果情况恶化,我们没有罩袍,我们就得找一条床单或其他东西,变成包裹住身体的围巾。”

布卡很长,是一种拖地的罩袍,将女孩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穿上布卡以后,脸部只有眼睛处能与外界空气接触——一层纱网在人的双目面前,小方格将光投射进眼球。据报道,这样的衣服在塔利班夺权后,市场价格激增了10倍多。

(穿着布卡的妇女)

女性的恐惧,还来自于种种无形的压力。

一位曾在喀布尔工作的驻站记者法拉赫纳兹-福罗坦(Farahnaz Forotan)在发现自己被列入塔利班“打击名单 ”后,于2020年11月离开该国。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她作为记者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在2020年10月卡塔尔采访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

这因此让她对未来的形势显得不乐观。

“当他终于回答我一个问题时,眼睛向除我之外的所有方向移动。他检查了墙壁、地板上的地毯、椅子和门。”她写道,“他不看我,甚至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仿佛把我看作是罪恶和邪恶的化身。我感到不安全,即使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在离阿富汗数千英里的地方。”

(阿富汗街头涂鸦女画家 Shamsia Hassani的作品)

无奈的是,在教派林立、多国势力簇拥、地形相互隔绝的阿富汗,人民真实的恐惧无须被听见。长期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让女性对所谓的明文规定、政客承诺早已免疫。

2001年,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入侵阿富汗,社会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放松。2009年,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消除对妇女暴力法》颁布。该法案将强奸、殴打和强迫婚姻定为犯罪,并规定阻止妇女工作或学习为非法行为。

但实际上,很少会有人执行这些规定。联合国在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阿富汗的司法审判依让女性失望,在涉及对女性施暴的案子中,只有5%的施暴人会受到惩罚。

(2010年,一位因受到婆家殴打而自焚的年轻女性在母亲的帮助下前往私人诊所)

2021年,塔利班上台了,承诺给妇女至少是不会重演历史的待遇。

绝大多数人还是保持沉默。阿富汗妇女网络创始人马布巴-塞拉吉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说实话,我无法告诉我们是来还是去,会发生什么,我们明天是否还能活着。… 我们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留给阿富汗妇女的面对现实的命运,塔利班治下现实将如何演变,全世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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